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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全国司法学论坛主要观点概述
发布部门: 中国法治战略研究中心      发布时间: 2019-05-05

2019413日,由华东政法大学中国法治战略研究中心、浙江文成县法院、中国行为法学会企业破产与重组研究中心、华东政法大学司法学研究院主办,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委员会法制专委会协办的第五届全国司法学论坛在文成县召开。作为前四届全国司法学论坛的延续,本届论坛沿袭深化学术界与司法界合作这一主旨,着力于通过论坛举办为学者与实务专家提供交流平台,促使司法经验进入法学研究视野,司法学研究理论指导司法实践。来自最高人民法院、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等机关、高校、科研机构的专家领导近200人参加了此次论坛。会议围绕“涉侨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和“企业破产与重组”两大主题展开。

  


一、涉侨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文成县作为全国著名侨乡,文成县法院战斗在涉侨纠纷的第一线,在涉侨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方面进行了大量探索,形成了行之有效的经验。在此背景下,本次论坛以“涉侨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为主题,旨在进一步挖掘和推广文成经验,同时为涉侨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完善提供理论指导。除与会嘉宾发言外,其他诸多学者以参会论文形式提供了有价值的观点。

  


(一)涉侨纠纷多元化解的理论

华东政法大学中国法治战略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司法学研究院院长崔永东指出,涉侨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文成经验”这一概念得到了与会专家的认可,是值得推广和复制的经验。文成经验是对枫桥经验的创新和发展,是枫桥经验的海外版,是多元纠纷解决从理论到实践、从实践到制度、从制度到模式的跃迁。“文成经验”具有丰富的价值,是研究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的模板,有助于引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有助于全球治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有助于提升软实力,提高话语权,讲好中国故事,展示中国智慧,打造中国经验。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王越飞指出,涉侨多元纠纷化解机制一是需要进行顶层设计,推动和扩大非诉效果;二是要进行制度思考,立足基层,解决社会现实中所存在的各方面问题;三是要贯彻新的治理理念,采用新方式和手段进行治理。徐向红提出,涉侨纠纷中需要处理好司法探索创新与司法权的边界问题。根据相关民事法律关系法及其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涉海外侨胞案件属于涉外案件范畴。民诉法和涉外法律关系适用法对涉外案件有特殊的要求和规定,但这不阻碍实践中的探索和创新。浙江工业大学学术期刊社长石东坡指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是习近平新时代思想中的社会治理重要论述及其思想指引的落地体现,专门立法、系统立法的不断涌现,对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制度化、规范化有着重要意义。为当事人提供便捷、高效的化解纠纷服务,既有利于当事人的权益保障、又有益于社会避免可能的负面冲击,是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存在和发展并作为国家和社会公共职能的法治和治理构成的根本支点,其不存在市场化的问题。张建认为,在处理涉侨案件中,一定要增加司法的公平治理含量,同时为侨商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并需要建立以司法为主导,以政府为支撑,同时广泛吸纳社会力量参与的治理格局。华东政法大学中国法治战略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党东升从安全政治的维度理解涉侨司法问题,提出要把涉侨纠纷化解纳入安全政治议程,强化司法机关的安全思维,优化司法参与通道,以涉侨纠纷化解为突破口解决华侨境外维权问题。

(二)涉侨纠纷多元化解的制度与实践

浙江省文成县人民法院院长朱鹏鸣介绍,浙江省文成县人民法院立足侨乡法院实际,拓展司法为民新机制,创新特邀海外调解员制度,聘请威望高、热心公益的侨领协助法院联系当事人、协助送达、协助远程开庭、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裁判义务等工作,有效提升了法院审判质效、维护了侨胞合法权益,得到海外华侨的肯定与欢迎,使该院被确定为涉侨多元纠纷化解示范法院。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委员会法制专委会委员严嫣认为,侨务纠纷的特点有二,一是涉及的国家和地区比较广泛,二是侨界群众发生的纠纷本身法律关系复杂,多元纠纷解决机构的建构和运行就一定要切合侨务纠纷的特点。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研究员胡伟新认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是当前我国国情以及发展阶段的必然选择。用现代化精神引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是中国法治发展的必由之路。多元化机制化解涉侨纠纷,应注意与国际规则的衔接。赵京朝提出了完善涉侨多元纠纷化解机制的几大建议:强化社会组织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方面的职能作用;强化纠纷化解渠道的社会推广;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分流引导体系;优化特邀调解员的选聘;强化人民法院对于委派调解工作的指导。华东政法大学司法学研究院副院长樊玉成认为,涉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一要尊重纠纷解决规律,二要全面做好司法引导,三要注重情感冲突化解,四要改善司法内部生态环境,五要调动行政解纷资源。华东政法大学司法学研究院副院长杨海强以文成经验为例提出,涉侨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的完善需要制定纠纷多元化解的相关规范,形成多元共治的格局,建立和完善司法机关与侨联组织的资源共享机制、工作交流机制和职能互补机制。

  


(三)涉侨纠纷在线解决机制

安徽省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郑刚提出,在线解纷,其实也就是在线当事人自我的意识支持达成了协议,其特点有三:一是分流载体的网络化,二是归类派送的特定化,三是服务对象的广义化。当然其也涉及到侨民所在国的国家法律认可和司法认可,这就要求在线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设需要解决域外效力的确认和网格化处置后的法律效力和执行力问题。华东政法大学司法学研究院副院长李振勇认为,远程在线纠纷解决是涉侨领域纠纷解决的重要路径,而远程在线纠纷解决本身,“在线”的形式既为纠纷解决带来便利,也存在法律适用问题,特别是在双边或者多边法律框架内的权利主张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有赖民事诉讼法纳入ODR概念,从而为当事人对相关案件中主张双边和多边条约的适用提供法律支持。华东政法大学中国法治战略研究中心研究人员胡萌则提出了ODR解决涉侨纠纷相关规则的完善需要明确基本原则,确立中立的调解主体,建立ODR程序规则与证据规则,完善ODR与诉讼机制的衔接程序。针对海外视频公证办理制度完善,林为口提出,一是要完善海外公证联络点建设制度,二是要完善海外联络员管理制度,三是规范海外联系点取证后的公证书格式,四是要规范公证程序规则及询问方式。

(四)海外调解组织建构和运行

浙江省警察协会副主席鲍浩东介绍了浙江省在涉侨矛盾海外调解纠纷的探索,一是以侨领、华侨党员、海外警务联络员为支点,形成海外华侨的网格化治理机制;二是充分发挥驻外警务联络官的作用,在敏感时期和重要节点与驻外使领馆和侨团保持密切的沟通联络;三是建立海外警务联络员机制;四是建立警侨衔接机制,成立涉侨调解中心;五是成立海外辅外工作应急小分队,建立涉侨突发事件联系会商机制。朱鹏鸣提出,特邀海外调解员制度的完善一是要克服程序上的瑕疵问题,二是要完善海外司法服务体系;三是要加强涉侨案件审判工作,四是要建立涉侨矛盾纠纷化解基金,五是升级海外司法服务的方式和手段。黄文胜和高舒卉认为,特邀海外调解员存在的法律隐患包括引起司法主权争议、合法性不足等,其完善一是要融合海外调解工作与线上ODR平台,二是要促进海外调解员队伍职业化,三是要促进海外法律服务工作体系化。陈丽珊则认为,需要在“互联网+政务服务”理念下,完善海外涉侨法律服务体系,加强与国内各方的工作沟通联动机制,建立电子平台衔接机制,完善海外服务中心,形成高效便捷的涉侨纠纷解决体系。

(五)涉侨纠纷的调解机制

华东政法大学司法学研究院副院长葛天博认为,文成县人民法院在涉侨纠纷调解过程当中采用了“分段诉讼、主体转换、空间移变、网页落地”这十六字方针,取得了小法院大格局、小纠纷大境界、小事件大动作的效果。华东政法大学中国法治战略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李光春认为,涉侨纠纷调解首先需要由法院来引领和提供便利,法院可以通过调解文书的司法确认、执行过程中的审查等方式来进行引领;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发挥侨联等海外自治组织的调解作用。华东政法大学中国法治战略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李学楠认为,文成和义乌的涉外纠纷治理有颇多相似之处。其经验可以总结为:第一,针对涉侨纠纷,成立新的调解机构或者调解制度,以适应社会现实需求;第二,通过授权—委托方式,实现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治理创新;第三,国家司法与社会司法的协同治理。第四,实现线上—线下资源有机整合,创新协同治理机制。当然,涉外涉侨纠纷往往量大、人多、复杂,有效解决也并非易事,需要不断的进行制度创新和资源保证。因此,进行有效的资源整合则需要:一是整合社会资源,充分发挥现有商会等社会组织的调解机制;二是形成可持续的制度化和法治化机制;三是保障人力资源、物资资源等资源。刘烨烨则从在线矛盾纠纷化解平台建设和员额法官对接乡镇的网格化联系机制两个方面提出完善涉侨纠纷调解机制的建议。

  


二、企业破产法律问题

破产是市场规律运行的必然结果,破产法修改和破产案件处理是当前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次论坛以“企业破产与重组”为主题,探讨了新形势下破产法的修改和破产案件的处理等问题。

(一)破产法修改与破产法律制度完善

王越飞认为,破产法律制度完善可以从两方面着力:一是建立个人破产制度。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个人破产制度都比较完善。在我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破产制度的缺失造成了很多问题,新诚信危机、商业欺诈和市场的不规范行为都与此有关,因此该制度有建立的必要。二是严防和惩治破产欺诈。有些企业为了躲避债务,假破产真逃债,瞒天过海,金蝉脱壳,严重损害了债券利益。因此民法应当明确债权人的撤销权,刑法应设定专项罪名。华东政法大学中国法治战略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窦鹏娟认为,破产制度的完善,首先应该在破产程序中,对管理人与法院的关系以及双方的地位进行重新的平衡和构建。其次,应对破产管理人的选任制度进行重新设计和布局。最后是建立以破产管理人为中心的协调机制,并围绕破产管理人权力建立制衡机制,保证管理人制度运行中各项权力的平衡。华东政法大学中国法治战略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王泽群认为,企业破产法修改应重在制度突破:一是完善破产法体系,增设个人破产制度;二是厘清政府行政职权范围,设立破产管理局;三是实现破产案件审理的专门化,设立破产审判庭;四是谨慎对待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规范金融机构的破产;五是确保审判权的中立性,推进管理人制度和重整程序改革。上海刘春雷律师事务所主任刘春雷认为,破产制度的完善一是要规范破产管理费用的使用;二是要明确管理人的职责及其可能承担的赔偿责任的范围;三是明确审计的内容和范围;四是对破产过程中出现的刑事犯罪应通过刑事责任的追究确保企业破产制度不被滥用。张立斌就破产立法提出了四点建议:一是完善程序性规定,保证破产财产的安全;二是构建平衡各方利益的机制,合理处置破产财产,保证债权人公平受偿;三是建立强制性的保障措施,保障利益人、利益相关人的合法权益,紧紧依靠政府的支持,保证破产程序的顺利进行;四是强化破产程序的公开公平公正,在整个破产清算过程中要做到公开透明,使债权人及各方的利益得到有效保护。

(二)破产案件办理

《现代法学》主编、西南政法大学教授许明月认为,破产案件的处理一定要有整体观念,对破产案件的处理不能够按照传统的一对一的民事案件方式,限于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而要坚持整体观处理破产案件,具体要求有三:一是要从整体上认识破产案件的本质;二是要从整体上谋划破产案件的处理方案;三是要从整体上设计破产案件处理的协同机制。在具体的制度建设上,则需要以下配置机制:一是建立破产的评估机制,通过评估决定破产程序的启动及其方式;二是建立外部协调机制,特别是政府与法院间的协调机制。除了政府与法院的协调机制以外,还应该强化受理案件的法院与行业协会等机构的联系,建立完善的外部协调机制;三是建立完善的综合配套的机制。中国行为法学会企业破产与重组研究中心筹备负责人杨春钱认为,破产审判人员的专业素质是确保破产审判专业化的重要保证,也是积极推进破产企业拯救和清算工作,保障供给侧结构改革顺利进行的客观需求。据此需要推动破产审判的专业化的建设,完善管理人制度,衔接企业破产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庭庭长陈成荣提出,自国家尽力强制执行制度和破产制度以来,温州法院在强制执行和破产的互动发展方面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执破分离阶段,也就是两个程序,各自运行互不相顾。时间大约在2006年企业破产法颁布以后到2011年左右。第二个阶段是执破转换阶段,就是执行转破产阶段。第三阶段是由动员申请破产到建立常态化的破产执行机制,执行部门能够及时发现资不抵债的企业或者无财产可供执行的企业以及停止从事生产经营的僵尸企业,动员当事人同意移送破产,统一移送破产。华东政法大学律师学院党总支书记王永杰认为,破产案件中可能涉及到的刑事案件应当予以妥当处理,确保企业能够成功改制、保值增值。另外,对中介服务行业,如财务、审计、资产评估等应当进行必要、充分的公示、备案,专人负责,加强监管。华东政法大学中国法治战略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孙煜华认为,在立案上,立案的标准在破产法的司法解释中已经比较详细。不过审判实践中的问题远远不止这些,如上市公司重整或普通公司重整、预重整案件涉及到的债务人、债权人、投资人、首封债权人,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非常严重。同时,破产法庭面临的压力巨大。受理一个破产案件,尤其是对于一些标的又特别大的案件,就可能等同于审理一个标的额达几个亿的金融案件,这对于法院来说可能压力非常大,这就需要法院多个庭直接来配合破产案件处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清算与破产庭法官王玲芳提出,最高法院建立了全国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法院可以通过这个网络系统提交相应的信息、公布流程,当事人债权人也可以通过这个网来了解自己案件审理的进程。但在实践中,各地法院实际上在破产审判信息化建设方面缺乏积极性,且存在地方法院内网和最高法院内网不相通问题。据此,破产审判信息化的推进,一定要确保网络权限的开放性和系统开放的多元性。

  


中国法治战略研究中心 周海源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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