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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审判权分工研究
发布部门:     发布时间:2014-12-17

                                            樊玉成*

一、审判权分工理论与司法改革[1]

(一)社会分工是上层关系的基础设计

分工与合作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关于这点中西方理论家作出过许多重要而经典的论述。[2]在国家权力结构层面,分工显然也是国家政治体制的核心问题。如西方法治国家所谓的“三权分立”的制度,以及我国“议行合一”的制度,其实核心都是国家权力该如何分工的基本问题。

分工构成各种法律制度最为基础的设计,体现出各种法律制度显著而不同的性质与特点。宪法和各部门法的创制,首先解决的就是权力的分工问题。对于司法制度来说,包括《宪法》、《人民法院组织法》,《法官法》,以及三大诉讼法等在内的法律规范是司法体制的核心架构,其中审判权如何分工又是司法制度中最为基础的建构。

正是由于权力分工是司法制度的基础设计,司法制度不断发展的过程就是在司法分工这一基础上不断构建和发展的过程。随着国家政治、经济等各项体制的改革,以及社会变迁带来的制度环境与人们需求的变化,作为上层关系的司法制度总是需要不断调整自己以适应经济基础以及生产力的变化。

(二)司法改革的必然性与先导性

社会发展是渐进的,不可阻挡的,如果制度改革不能渐进跟进,那么将会不断积累制度瑕疵,由量变到质变,形成体制性弊端。对于司法改革而言,司法制度就其特点本身都是国家政治体制中最为保守的领域。[3]尽管司法改革的动作从来就没有间断过[4],但已有的很多改革举措大多属于增量型改革,不会触动司法问题的因果关系链条最为前段的基础原因。

不论人们如何不情愿的看待这一问题,制度与现实的张力总是会以现实压倒制度为历史规律。党和国家的领导集体也深刻认识这一问题和规律,为了更好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破解继续改革、开放和发展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以“法治”为主体的中央全会决定(以下简称法治决定),把“依法治国”定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

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十八届四中全会都把司法改革作为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的引领性改革实践。司法改革是政治和法治体制改革中最早提出,并凝聚了全体人民对改革期待的先导性改革。[5]司法改革成功与否已经成为检验全面深化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性指标。

(三)优化司法职权配置与审判权分工改革

法治决定中内容和干货都最多的部分当属司法改革,而司法改革部分篇幅最大的部分就在优化司法职权配置方面。[6]司法职权配置,既有大司法职权的配置,即多个司法机关之间的职权配置,也有法院内部“层级权限”、司法权力与责任匹配等配置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于司法职权配置问题改革提出“健全司法权力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机制”的总体要求。

司法权力的分工、负责、配合与制约的总体要求就是司法权运行机制的核心概括。对于法院而言,司法权的运行主要是指审判权运行,而其中最为基础的当属运行机制中的分工机制。之所以说审判权分工机制是基础设计,是因为无论法院上层体制如何变革,比如审判组织、专门法院的增减,司法辖区的变动,科技装备与流程的改进等,在审判权的微观运行层面都仍以分工为基础,不会改变。

如何科学合理设定审判权的分工,并辅以相应的司法责任,是实现审判权运行权责统一的基础性制度。它是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必须正面应对的基础问题。审判权分工机制具有非常强的理论基础,也有非常具体的现实国情。对审判权分工机制的研究是司法改革一项基础性的理论研究工作。

审判权的分工建立在对审判事务理性认知与合理类型化的基础上,以提高审判效率,最大程度发挥审判资源作用为分工机制原则,最终实现法院审判各项资源的有效匹配,实现审判权运行机制的流畅化。审判权分工可以分为审判体制上的分工和审判机制上的分工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的分工主要是《宪法》、《人民法院组织法》在人民法院顶层体制设计上所布局的审判权分工。第二个层面的分工主要根据三大诉讼法的内容,就我国三种审判程序各自不同的制度设计所产生的审判权的分工。

二、审判权分工的学理划分

(一)法律行为的类型化

法治社会是对社会状态和社会行为的一种总体性描述。法治社会在处理各项社会事务和规范各种行为中,有着一个最为基础和根本的处理方式,那就是类型化。无论民法、刑法,还是行政法,法律理论、规范和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总是与类型化分不开。缺乏类型化的行为总是意味着容易游离在规则之外。法律适用的涵摄技术本质上就是法律行为类型化的主要方法。法治具有诸多本质特点,类型化就是法治在处理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中最为本质的特点之一。[7]

人类学、心理学、脑神经科学的研究证明,人类记忆和思维在脑神经的物理层面是以分类汇总记忆为物质基础的。[8]人类对问题的认识总是本能的将其进行比喻、类比和分类,如会说话的幼儿总是自然地会说见到的东西像什么,人类的认识和智慧本质上就是类型化的。对于法治而言,这意味着我们建构起的规则体系,也即法律规范体系本质上也是类型化的,如法律系统、法律体系和部门法等。我们的合法性评价本质上是类型化评价。

我们的纠纷解决的法治体系也是类型化的。由于法律规范体系的类型化把我们对于法治的知识和判断予以固话,那么运用规范去评价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的过程中,在化解法律纠纷的过程中,法治化的纠纷解决也应当是类型化的。类型化的部门法、类型化的法律关系和法律行为、类型化的诉讼程序和判决结果,这些类型化的本质特点决定了审判权运行的前提也应当是类型化区分的。另外,法官知识的养成也是类型化的。

(二)审判权划分的事务基础

法律行为依其利益属性可以做权力(利)和义务两分法。权力在法律一般形式上属于行为,但在其内容上就表现为不同领域的各种事务。对于权力的划分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无论如何都离不开依据事务内容本身的特点所作出的划分。

审判权的分工,根据审判事务性质的差异可以区分为审判类事务、审判辅助类事务和行政类事务。

1. 审判类事务

与诉讼案件审理,包括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等裁判内容直接关联的事务属于审判类事务,如听证、庭审、合议、案件法律推理、审判会议(证据交换会议等)、替代性纠纷解决、裁判文书(各类裁定、判决、调解书)的制作、宣判等。

2. 行政类事务

在诉讼程序之外的各种组织、管理和服务内容的事务属于行政类事务,包括办公文秘(法院工作计划及其实施)、宣传、行政人事管理(招聘、岗位管理、培训、福利等)、网络信息管理、物业管理(安保、保洁等)、财务管理、资产管理等。

3. 审判辅助性事务

在诉讼程序之内的,但不属于对案件事实与法律进行过实体判断的程序性、关联性和构成性事务属于审判辅助性事务。审判类事务与审判辅助性事务有时处于包容与交叉性存在,其区分边界并不清晰。另外,审判辅助性事务具有司法性与行政性两种混合特点。就其存在的领域和制度构成来看,它们具有司法行为的性质;但单独和微观看待这些事务,它们带有管理和效率导向,具有行政性的特点。实践中的审判辅助性事务有:立案管理、诉讼财务管理(诉讼收费、罚款等)、案件排期、审前程序、审判流程管理、人民陪审事务管理、法庭管理(设施设备管理、维护)、庭审文秘(记录、录音录像、翻译等)、司法装备管理、院务管理、司法政策、司法文书(传票、通知、裁判文书等)送达等。

另外,依据审理案件的重要性标准[9],审理案件的类型化标准[10],以及审理程序的阶段性标准[11]等对审判权进行不同的分工设计。

(三)审判权划分的主要理论

学术界对于审判权划分的研究有一定代表性的理论主要集中在两分法理论和四分法理论。两分法理论是指把审判权分为“判断类权力”(审判权力运行)与“行政类权力”(司法行政运行)两个大类。两分法依据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差异性理论[12]从宏观理论层面做大体区分,具有强理论基础,但实践操作的直接指导性较弱。

为了更好地反映现有司法实践状况,以司法部门为代表的实务研究者提出四分法理论,将审判权依据不同层次区分为:第一层次:审判事务与辅助事务;第二层次:重要案件与简易案件;第三层次:单个案件中核心事务与辅助事务;第四层次:专业化司法辅助性行政事务。[13]四分法理论较为直接的反映审判权分工的实际情况,但迁就于实践情况,缺乏分工的理论性基础,不能够反映审判权分工机制的内在特点。

审判权分工理论需要根植于审判权理论的深厚土壤中,并能够在司法实践的现实世界解释和指导审判权分工的机制现状与改革。笔者认为审判权分工理论应当从审判事务中凝练分类标准,可采用判断事务、辅助事务和行政事务三大类划分,并根据案件分类实际以及审判流程环节进一步进行分工设计。审判权分工理论要尽可能地在分类逻辑标准上周延,不能一味地用实践中的区分代替理论上的分类,保持审判权分工理论、标准,甚至是概念上的相对独立性。这样有利于审判权分工理论相对稳定和长期地指导司法实践。

三、审判权分工的规范考查

严格依据现有审判权分工的各种有约束力的法律规范,笔者根据规范依据、区分审判权分工的要素性质,以及划分依据在国家机构、体制和职责目标方面的重要性差异,将审判权分工总体上分为审判权的体制性分工和审判权的机制性分工。前者是指构成审判体制内容和构成要件的基本分工,从规范层面是指宪法和宪法性法律所确立的基本的和基础的审判权分工;后者是指构成审判权运行机制的操作性分工,从规范层面主要以三大诉讼法为主体的审判权运行过程中的业务性和程序性分工。

(一)审判权的体制性分工

《宪法》第三章第七节和《人民法院组织法》是我国人民法院的组织法和审判行为基本法。对于审判权分工的体制设计,宪法构造了层级性的审判权分工以及专门性事务的审判权分工。[14]

1. 审判事务的层级分工

层级分工除了有审级设计方面的诉讼权基本构造考虑[15],还兼具审判事务的层级分工。《人民法院组织法》在审判事务的上下级法院分工设计上,并没有确定审判事务层级分工的实体标准,而是将审判事务的层级分工权保留给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16]依据《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的授权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特定时期、特定类型法律纠纷、特定审判任务目标确定实体化的审判事务层级分工制度。[17]宪法性法律之所以没有直接确定层级分工标准,一方面是考虑到宪法性法律自身的规范功能与定位,维持其文本的稳定性等;另一方面,授权宪法规范之下的一般法律能够通过各种单行立法的形式,实现审判事务层级分工的灵活与动态调整,实现化整为零。

2. 审判事务的专门分工

审判事务的专门分工属于审判事务类型分工的一种特别状态,是立宪(法)者运用审判事务重要性的宏观标准予以区分的体制性设计。审判事务的专属性分工意味着特殊类型事务的审判权在审判组织体制上的独立运行,如《宪法》有关军事审判事务的专门分工[18],设立专门性法院来审判事务的专属审判权是体制性分工的实例。尽管,设置专门性法院是解决审判事务分工最为简单有效的办法,但由于体制性分工事关国家治理结构,属于宪法层面的国家事务,使用体制性手段解决审判事务专门分工的方式要非常审慎。依据《宪法》、《人民法院组织法》和《立法法》的规定及相关原则,专门性法院的设立必须制定专门性的立法,如《知识产权法院组织法》、《行政法院组织法》等。[19]立法机关单独的设立决定及专门性法院组织权力的下放都与宪法的稳定性、宪法变动的稳妥性、变动程序的正式性等宪法原则不符。

3. 审判事务的组织分工

《人民法院组织法》在法院内部层面建立了两个不同的审判组织:合议庭[20]和独任庭[21],以及一个具有讨论案件职能的审判委员会[22]内设机构。有关合议庭和独任庭的审判事务分工,在《人民法院组织法》第9条有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也如是操作。但有关审委会是否是法院的审判组织,则存在一定程度的学术争议。该法第9条明确规定合议庭和独任庭是“审理案件”两种形式,第10条规定审委会是“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的形式。很明显,审理案件和讨论案件是两个不同性质的司法行为,法律也未将审委会与合议庭、独任庭三者一同列为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组织形式。审判实践中,审委会讨论案件作出的决定是案件裁判的理由与主文,在事实上[23]审委会行使着特定案件的审判权,扮演着法院内部审判事务分工者的角色。

4. 审判事务的业务分工

《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8条第2款、第23条第2款、第26条第2款、第30条第2款共同规定,四级人民法院在内部设立民事审判庭、刑事审判庭和经济审判庭。[24]除基层法院可根据审判实际选择设立之外, 其他都属强制设立。但后三级法院可酌情设置其他审判庭。关于审判庭设置,该法并未过多规定,参考相关条文主旨,有关审判庭属于法院内设机构,在内容上与法院审判人员同在一条,一同构成法院最为基础、必不可少和法定的构成要素。从审判体制角度分析,审判庭作为法院内部审判事务的类型化分工,主要是依据不同的诉讼制度为基本划分依据。[25]除了依据适用的诉讼程序的差异性来做业务庭的区分外,就审判事务本身的性质、重要性、案件量等因素也是《人民法院组织法》中酌情设立其他业务庭的重要和现实的理由。[26]有关审判事务的业务分工更为细致的内容属于下面“机制性的审判权分工”部分,下文将专门论述。

(二)审判权的机制性分工

与审判权的体制性分工不同,机制性分工着重于审判权运行的微观层面,分工设计的目的在于在确保诉讼公正结构和原则的前提下,提高诉讼效率。机制性分工主要体现在三大诉讼法的条文之中,最高法和地方各级法院也有更为具体细致的分工设计。机制性的审判权分工主要围绕个案裁判流程中的程序环节性特点来进一步对审判权进行细致分工。由于受到一定时期、地域的个案特点影响,机制性的审判权分工具有灵活易变的特征。

1. 业务分工

审判事务的业务分工应是审判权分工最为核心的内容。除了体制性的三大类审判业务分工之外,各个诉讼法和有关审理规范也设计的较多次级的分工规则。

1)以案件重要性为区分标准,可将案件区分为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与简单案件,审判权在这两类案件中存在显著的区分。不考虑案件重要性所产生的体制性区分,在业务法院受理一审案件的情况下,根据案情复杂程度、影响面大小、涉及权利义务关系轻重等因素,可将其区分为合议制下的审判权与独任制下的审判权。两种审判权的运行机制各有差异。

2)以审判事务的关系类型为区分标准,可将案件区分为民事、刑事、行政等不同的审判权分工。除了上文在审判权的体制性分工进行论述之外,这三种基础性的业务性分工也是机制性分工的重要内容。但除此之外,司法实践中还有经济、金融、知识产权、少年犯罪、侵权、海商等更为具体细致的类型区分。从法律纠纷性质和诉讼程序来看,所有的审判权分工在性质上只可归入民事审判、刑事审判和行政审判三个基本类型。但司法实践中,针对具体的个案,可能存在着多个类型并存的审判特点,如知识产权案件。为了更好地裁判案件,全面彻底解决案件中的纠纷与争议,就有必要针对某类现实问题进行专门性审理。由此,以关注实践纠纷类型、以问题为导向的审判权分工机制的设计就成为必要。

3)以个案诉讼程序中程序性事实及其裁定的特殊性,可将个案中处理特定的程序性事实的审判权作为单独一类。个案中的程序性事实裁定程序主要有:诉讼延长、中止、终结、管辖移转等。这些特定的案件事实与裁判的实体结论不具有实体上的因果关系,处理这些特定案件事实的程序也具有独立性。程序性事实的裁定事务的审判权在内容和程序上都具有独立特点。根据诉讼中程序问题处理的专业性和效率需要,这类审判事务的审判权具有分工的内在正当性。

4)以个案中与实体审理相关的诉讼专门问题为区分标准,可以将诉讼中的专门性问题的审判权单独作为一类。一般来说,个案中的专门性诉讼问题主要有:妨害诉讼行为查处、诉讼费用管理、依职权取证、勘验现场、司法鉴定等。与上面程序性事实裁定的审判权分类不同,这里归为一类的审理事务具有实体性特征,要么是案件审理的实体性环节构成,要么是案件中实体性问题的处理。有关诉讼专门问题的审判权在宏观层面可归入审理的大环节,但其本身具有实体性和相对的独立性,所以有可单独列为一类。这类审判权的分工和运行进行相对独立的设计。

2. 分工移转

审判权的机制性分工除了要考虑审判事务本身的业务内容,以及审判各环节的实体与程序特点之外,司法实践中还需要照顾各级法院自身对审判权分工的认同态度。根据我国三大诉讼法的规定,对于已按业务内容标准确立的审判权分工仍存在四种情况下的分工移转的法定情形,它们分别是:上移管辖[27]、下移管辖[28]、指定管辖[29]和提级管辖[30]

审判权分工的移转不是案件审理的业务性分工,但仍是审判权分工机制下的重要内容。分工移转机制赋予了业务法院及其上级法院自主的分工权。这种分工权的形式与法定的事务性分工不同,前者充满了自由裁量的空间,而后者裁量缩减几乎为零。

在案件审判权的分工上,四类分工移转就是增加了四种再调整分工的变量,它们大大增加了审判权分工的不确定性。从法治的确定性原则来看,这种审判权分工具有不稳定性和潜在的破坏性。司法实践中,分工移转机制的运用往往体现在较为特殊的个案方面,属于业务性分工的一种补充机制,在实践理性目的来看,这种再分工具有个案正当性的微调功能,它既可以微调实体审理上的正当性,也可以微调诉讼程序以适应特殊个案的审理程序需要。

3. 程序分工

以个案诉讼的进程环节为区分标准,可将个案中的审判权分为审前环节的审判权、审理环节的审判权与裁判环节的审判权。

1)审前环节具有鲜明的审判辅助性特点,其审判业务包括:调解、立案、排期、证据交换、预审等内容。审前环节的事务具有准备性、管理性和规范性的要求。审前环节有两项工作:一是对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请求、证据和依据等材料进行规范化和格式化处理;二是整理案件的证据、依据和争点,形成可供法官审理和裁判的信息。

2)审理环节是审判权运行最为狭义的场域,它是代表司法权的判断性的本质特点的核心领域。审理环节的审判权体现在庭审与议决两个方面。一是庭审,包括诉讼请求陈述、举证、质证、辩论等细节性的诉讼程序;二是议决,合议庭成员、独任审判的法官,以及审委会委员,对于案件事实认定、法律适用、裁判理由与结论等实体内容进行讨论、发表意见,形成支配性决定的程序。

3)裁判环节是审判权运行规范层面的归结。裁判环节包括裁判文书制作、裁判文书的宣读和送达,主要的程序性细节包括:裁判文书样式选择、文书格式化内容的生成、审判组织裁判理由与主文的表述、文书格式、文书校对(纠错)、制作文书(打印、签字、盖章等);裁判文书的宣读和送达具有程序上的独立性特征,一方面构成文书生效的必要诉讼程序;另一方面也是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必要程序设计。

四、审判权分工的基础功能

审判权分工是审判权运行的基础性制度构架。在审判权分工之上,逐步构建起审判人员、审判组织、法院的工作机制,构建起各自的岗位、部门与法院的工作规范和责任制。审判权分工是司法制度的基础性设计,制度基础对于制度整体性的决定和影响已是常识,我们知道全面深化改革、依法治国和司法改革是一脉相承的,其主要的任务就是改革司法制度中深层次的制度结构,其中当然包括审判权分工制度的改革。

审判权分工制度对于审判权运行机制和司法制度的基础性功能主要有两点。

(一)审判权分工是实现司法权不受外界影响的基础性制度设计

司法权的本质特征之首就是其具有判断权性质,属于人类理性和智慧中最为深奥的思维活动。为了使审判人员尽可能不受外界影响,以事实和知识的本来关系认识和界定法律纠纷,司法制度必须创造出一定的约束性的物质条件,根据不同案件的类型化特点以及时代、社会条件,来构造审判活动的时空,保障审判权运行。比如一审案件在不同审级法院的审判分工,不同类型案件在普通法院和专门法院的审判分工,以及不同类型案件在法院不同业务庭的审判分工,就是审判权分工制度的基础设计所构造出的司法判断权的运行结构。各种案件依据不同的审判权分工标准纳入不同的审判法院、审理部门、审判组织之中,并辅以与其相对应的诉讼程序与司法责任制,这些约束性条件就是审判权分工的结果。

(二)审判权分工也是实现司法权运行效率的基础性设计

分工是实现效率的重要方式,在生产力水平尚不高度发达的时代尤其如此。与自然物质世界的有序分工不同,人类社会的分工需要人根据目的和经验进行设计。分工本身是增加运行成本的,但好的分工总是能够让收益大于成本。然而,随着分工设计的层级和细节性不断复杂,决定收益与成本的变量会不断增加,实现好的分工的难度会呈几何级增大。复杂分工状态下的审判权运行机制会出现一对矛盾,即审判权运行效率和裁判精度的提升和审判权运行不稳定状况的增加。从影响变量来看,不稳定状态反而具有常态性,而实现审判权运行效率和裁判精度总是会带有瑕疵。

审判权分工在司法总体目标上是实现公正与效率的最为基础的制度设计。就审判权运行的微观目标来看,审判权分工是理顺司法责、权、利,实现审判各项职权协调运行的基础制度。好的审判权分工,尤其是个案诉讼流程中的业务性分工,总是能够实现法官知识、能力的类型化、审判组织专业化、诉讼程序专门化的有效对接,实现权力上分工与知识上分类的同构化运作。在此基础上,我们就能进行相应的专门化和类型化的责权利设计,实现微观上审判权运行的制度衔接与保障。

五、审判权分工改革的方法论

如果说上面四个部分是有关审判权分工的认识理论,那么本部分就是操作审判权分工改革的方法论。

其一,遵循政治规律,推进司法改革。从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四中全会,再联系到从十五大确立依法治国的方略,以及人民法院四个五年改革纲要,我们就不难理解依法治国,尤其是司法改革是国家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到政治体制中的深层次之中。司法改革本身就是政治体制改革,这提示我们推进司法改革就不能单纯依靠法律实践的运作方式,还必须遵循政治规律。审判权分工与司法改革都需要在中国特色政治体制、政治架构和政治影响中进行制度设计。

第二,按照协同原则,同步司改举措。审判权分工改革如同其他一同推进的各领域改革一样,都不是单独改革可以完成的任务。改革的协同性原则在审判权分工改革方面尤其具有方法论的价值。审判权分工改革是制度层面的规则调整,徒法不足以自行,规则的运作还必须有主体和运作环境。审判权分工运行的主体最主要的是法官,实现法官体制的协同性改革就成为审判权分工改革的相关性内容。正如审判权分工是围绕公正与效率目标,法官体制改革,尤其是去行政化,完善司法责任制,加强职业保障等改革举措也是相同的目标取向。甚至在某些方面来看,由于法官是司法资源中的主体性资源,法官制度的改革对于中国司法改革而言更具针对性和现实重要性。有关审判权分工运作的环境,需要理顺司法权与其他权力之间的关系,在国家权力关系层面确立司法权的定位。

第三,依据顶层设计,完善司改细节。已有三十多年的改革规律与经验告诉我们,顶层设计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先导。在这一改革原则下,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依法治国重大决定,完成了司法改革的顶层设计问题。那么接下来影响司改成败的关键,就落在如何完成丰富的改革细节这一任务上来。中西方法治发展具有相同的方法论上的规律,这个规律就是司法制度的改革不能是粗略的改革方案和没有细节的改革试点,任何成功的司法改革都是不放过任何一个问题的细节性的司法改革。真正用好细节性的改革方法论,对于我们来说是异常困难的。这种困难不仅来自于三十多年来摸石过河的改革路径依赖,还来自于我们现在的较为浮躁的社会风气和个人心态。[31]如果不能完成改革的细节性设计,没有充分应对改革中的细小问题,试图把改革的细节性构造任务交给试点地区试点法院,那么我们就离失败不远了。[32]

第四,坚定改革信心,鼓足司改勇气。中国特色改革规律与经验之中,信心和勇气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方法论,且具有相当重要的分量和作用。之所以信心和勇气这么重要,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人充满智慧,能充分理解改革的利弊、内容和重要性,但中国几千年来的改革历史告诉我们,在改革面前,我们最缺的就是信心和勇气。另一方面,已有的司法制度已经运行几十年,我们已经习惯,甚至是依赖于现有的司法制度在生活。对于现有司法制度在某些方面做体制性改革,意味着整个司法制度都会随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肯定是会让很多人不习惯、不适应、甚至是不喜欢。要克服强大的内心和行为依赖,就需要强大的精神动力,对于司法改革来说,信息和勇气在这方面就显得特别重要。[33]



 

 

*华东政法大学司法学研究院副院长、副研究员。

[1] 国家审判权内涵丰富,范围广,包括司法解释权、地域审判权、审级审判权、专门审判权等。论文为聚焦研究目的,仅在业务法院的意义上使用审判权概念,既主要指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

[2] 分工是社会生活最本质的条件,并决定了社会构成的本质特性。参见(法)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6页。

[3] 有关司法能动与司法克制的讨论广泛而深入,就司法本质特点而言保守性是其根本。参见陈金钊:《司法意识形态:能动与克制的反思》, 载《现代法学》2010年第5期。

[4] 参见张文显:《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的基本理论与实践进程》,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9年第3期。

[5] 参见张文显:《司法改革的政治定性》,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年第6期。

[6]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41023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http://news.xinhuanet.com/2014-10/28/c_1113015330.htm,最后访问时间:20141120日。

[7] 这是法治的优越性和局限性的主要表现。现代社会问题具有多元因素(性质)特点,类型化的方法在实现法治的过程中表现的并不完善,经常会留下遗憾。

[8] 参见Chiao Joan Y., Neural basis of social status hierarchy across species, Current opinion in neurobiology, 2010, 20(6).

[9] 依据案件重要性标准,可以将审判权分工设计为合议制的审判权运行与独任制的审判权运行,如依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第9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或者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进行;简单的民事案件、轻微的刑事案件和法律另有规定的案件,可以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

[10] 依据不同类型的案件,可以将审判权分工设计为民事案件的审判权运行、刑事案件的审判权运行、行政案件的审判权运行等。

[11] 依据审理程序中阶段不同的标准,可以将审判权分工设计为:审前分工、程序性事实裁定分工、诉讼专门问题解决分工、庭审分工、形成裁判实体意见分工、裁判文书制作分工等。

[12] 孙笑侠:《司法权的本质是判断权——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十大区别》, 载《法学》1998年第8期。

[13] 参见邹碧华:《审判事务的分工与法官辅助人员的配置探讨》, 载《法律适用(国家法官学院学报)2002年第12期。

[14] 《宪法》第124条第2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军事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

[15] 《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1条第1款: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实行两审终审制。立法确立案件裁判(司法救济)的两次审理制度,保障当事人上诉的诉讼权利。

[16] 《人民法院组织法》第20条规定第一审民事和刑事案件由基层人民法院审理,但法律、法令另有规定除外。此规定意味着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通过立法形式调整包括民事和刑事在内的一切审判事务的一审管辖,但只能是采取“另有规定的单列形式。

[17] 如《民事诉讼法》第18条规定,重大涉外案件、辖区重大影响案件等由中院一审管辖。还如《行政诉讼法》第15条规定,被告为国务院部门、级以上政府、海关的案件等由中院一审管辖。

[18] 《宪法》第124条第1款明确规定了国家有权设立“军事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

[19]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201483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以立法决定形式通过有8条内容的知识产权法院组织法。该立有关知识产权法院组织和职权的内容简约,不符合《人民法院组织法》第28条的规定意旨。实践中,专门法院组织、职权与管理等基本制度下放最高人民法院制定,这些实践做法属于缺乏法律依据的的再授权。

[20] 《人民法院组织法》第9条第2款: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或者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进行;……”

[21] 同上款规定:“……简单的民事案件、轻微的刑事案件和法律另有规定的案件,可以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

[22] 《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0条确立了人民法院内设的审判委员会制度,赋予其“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任务。

[23] 绝大多数司法部门工作者和很多学者可能并不赞同这个观点,认为审委会不仅事实上是审判组织,法律上也是。

[24] 人民法庭是基层法院的派出机构,原则上属于属地管辖的审判组织,这里不做研究。

[25] 如现在三大诉讼法确立的三种性质不同,但诉讼程序有很多相似性的诉讼制度,就对应了各级法院三个不同的业务庭(民庭、刑庭和行政庭)。

[26] 经济庭的设立是一个历史现象,有其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也有法学与诉讼制度不够成熟的历史阶段性原因。目前来看,在三大诉讼法对应的业务庭之外,其他业务庭的设立较为普遍的有:少年审判庭、金融审判庭、知识产权审判庭等。

[27] 《人民法院组织法》第24条第2款:中级人民法院对它所受理的刑事和民事案件,认为案情重大应当由上级人民法院审判的时候,可以请求移送上级人民法院审判。

[28] 如《民事诉讼法》第38条第1款:“……确有必要将本院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交下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应当报请其上级人民法院批准。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废除了上级法院可以把自己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移交下级法院审判的规定。

[29] 如《行政诉讼法》第23条第1款规定: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由于特殊原因不能行使管辖权的,由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

[30] 如《行政诉讼法》第24条第1款:上级人民法院有权审理下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

[31] 参见党国英:《改革“试点”要法制化》,载《人民论坛》2011年第9期。

[32] “试点”是中国改革的特色方法论,随着改革深入“试点”的方法越来越不适宜。参见吴幼喜:《改革试点方法分析》,载《经济体制改革》1995年第6期。

[33] 参见汪玉凯:《排除改革阻力需要更大勇气和智慧》,载《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