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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学:从形式到实质——评崔永东新著《司法学论纲》
发布部门:司法学研究院     发布时间:2015-05-05

 

司法学:从形式到实质——评崔永东新著《司法学论纲》

 

刘家楠*

 

  要:《司法学论纲》是完成司法学这一新兴学科实质性建构的作品,该书不仅对司法学的研究对象及内容进行了明确的阐释,厘清了司法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而且确立了作为部门法哲学存在的司法哲学,并以此作为学科建立的重要基石。司法学在整合既有研究的同时,还对司法研究中唯重制度研究的现状进行了价值纠偏,成为理念与制度融合研究的重要开端,而司法学学科的建立与完善也必将成为为司法改革和法治中国建设提供理论支撑的重要开端。

关键词:《司法学论纲》  司法哲学  司法改革

 

《司法学论纲》一书是崔永东教授继2011年出版《司法学原理》之后围绕司法学自身定位,司法学学科体系构建进一步深度探索后的研究成果。在该书后记中,作者称本书“系《司法学原理》的姊妹篇”。[1]实际上从司法学项下子学科构建的角度言之,“论纲”一书确属于“原理”一书的姊妹篇,但由司法学自身的内涵和整体学科体系构建的角度言之,“论纲”无疑充实和丰富了前著。居于司法学学科的核心地位,对学科整体发展具有宏观指导意义的“司法哲学”在“论纲”中得以集中阐释,作者认为:“近些年来,部门法哲学勃然而兴,有‘刑法哲学’、‘民法哲学’、‘诉讼法哲学’、‘知识产权法哲学’等等,难以尽数,唯独尚无‘司法哲学’,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2]随后作者鲜明地指出:“司法哲学是从哲学的高度对司法制度和司法实践等司法现象进行的宏观考察与理论升华”,[3]并从作为司法哲学基础的司法人性论、作为司法哲学核心的司法价值论、作为司法哲学方法的司法平衡论和司法能动论以及作为司法哲学目标的司法秩序论和司法权威论等六个方面对司法哲学展开论证。杜宴林教授认为“部门法哲学就是以法哲学的方式去反映、讨论部门法的原理和部门法的基本问题。部门法哲学的基本使命就是立足部门法学并超越部门法学,在法哲学层次上对各部门法的生成、发展及变迁规律,对各部门法的本质,部门法的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加以追问、反思进而重构形成新的法哲学理论体系。”[4]由是观之,崔永东教授于司法学这一新兴学科场域下对司法哲学研究着力尤甚,一方面说明其司法学研究“预流”于学界,另一方面可见其对司法学的实践指向,司法哲学研究的实践哲学的理念指向把握精当,意欲形成实践性上的司法学与司法哲学的良性互动,以司法哲学为基石,进一步充实司法学的理论体系。

《司法学原理》一书出版前,学界专以“司法学”为研究对象的著述仅有熊先觉先生的《司法学》,其他研究著述多将重点置于司法权研究、司法制度研究、西方司法制度及中西司法制度比较、司法理念的探讨及司法改革等方面。[5]司法学并未获得独立的学科属性,制度成为研究的主要面向。有研究者认为对司法的有限关注及司法学学科的缺失有着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传统中国的主流知识体系阻碍了相关理论的生成与发展,司法职能与行政事务并列,司法活动从属于行政管理,此种根深蒂固的思维在现下仍可概见。另一方面,当下法学学科的划分及其研究模式将司法研究分散于其他部门法学之中,遵循此种既定的模式,对整体的“司法活动”的关注便被弱化了。[6]被学科壁垒捆缚的司法研究自然失去了本应具有的视域和思考空间,对于法学研究的整体而言,司法学的缺位意味着新视角和新方法的缺位,可谓憾事。

早在《司法学原理》一书中崔永东教授就呼吁建立司法学这一新兴学科,以进一步完善法学学科体系,促进司法文明进步。不过该书对司法学旨趣的探讨虽轮廓初具,却尚不够充分。而在新近出版的《司法学论纲》中,著者明确定义了司法学的概念,“司法学既是一门探讨司法理念、司法制度、司法实践的学问,也是一门探索司法传统与司法现实关系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总结司法规律、研析司法运作程序、论证司法改革问题的学问,它不仅研究司法权的行使问题,还研究辅助司法权行使的体制、机制问题。”[7]可以说,这个概念突破了以司法制度为研究对象,以“法院”、“审判”和“法定标准”等为主词的传统司法研究的藩篱,以司法现象、司法法规与司法实践作为司法学项下的研究客体,也就是说,司法学关注的焦点是有关“司法”的诸多层面的总体的有机组合,而不耽于制度描摹与理念探讨,也是司法从单一的个体研究模式转变为司法学这一主体的、自足的、动态的研究体系的过程。同时,作者在“论纲”中并未完全遵从西方语境下司法既是代表国家权力的法院审判或国内通常意义上理解的狭义的司法概念,而是强调以“宏观和开放的视野,即超越国家意志、国家权力之外,具备一种社会视野,体味司法或司法权的社会属性。”[8]可见,在对“司法”的认知上,作者遵循的是富有张力的广义理解下的“司法”,此种认知最终便经由传导在司法学的“视界”上得以体现。

如果仅以自身研究和打破学科壁垒为指向,司法学学科的建立显然不足以确证自身的价值。司法学学科的构建不应止步于打破壁垒,提供一种全新的整合式的法律研究上的思维模式和研究方法,而是应以学科之建构,学说之推陈出新为自体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同时,通过对司法学及其子学科的研究为司法改革与司法文明的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司法是使法治从‘应然’到‘实然’的必由之路,只有深化司法改革,才能使国家的法律得以实施,才能保障各种利益冲突协调平衡,才能实现公平正义,才能树立法律权威,才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9]关切司法改革是司法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意,司法学学科的构建并非意欲形塑闭门“书斋式”的学问,司法的实践性必然要求司法学能够卓有成效的把握理论与现实的结合点,其“过人之处”也恰恰在于整合分散的司法研究,形成体系明晰逻辑自洽的司法学学科,扩大研究视域,最终在法治建设中展现出学科自身的意义。

一门学科的形成,仅有作为基础的概念支撑是不足的,很容易倒向自说自话的想象性存在,成熟的学科在发展之初就应当明确其与既有学科之间的关系,明晰自身研究的对象及其结构。学科的发展是历时性的,是随着社会整体及研究者的认知不断更生逐渐发展并呈现出来的,如果不能很好地把握自身的边际,便很容易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遭遇到边际模糊的瓶颈,最终限制了学科的发展。以思想史为例,这门二十世纪初期渐次发展起来的“学科”,一直遭遇与其他学科的边际分野及自身的研究对象及结构不确指等问题,治日本政治思想史多年的丸山真男先生认为:“‘思想史’还没有获得独立的市民权,所以在此也难谈出学界共同的、对于思想史的方法、对象、范围的定论。”[10]葛兆光教授更是坦言:“至今,思想史仍是一个难以把握的领域,它的中心虽然清楚,但是叙述的边界却相当模糊,致使它常常面目不清,也无法像邻近学科那样清楚地确立自身的边界”。[11]司法学作为法学学科体系下的二级学科,其面临的学科情况虽有别于思想史,但对自身方法、对象、范围的界定不仅是必须的,也是学科良性发展不可或缺的,如果不能很好地予以回答,司法学在未来的发展中同样可能陷入与思想史类似的困境。崔永东教授意识到上述问题的存在,在《司法学论纲》一书中有针对性地进行了解答和论证。

1、司法学的范围界分

崔永东教授认为司法学不等于诉讼法学,诉讼法属于程序法。诉讼法学是以诉讼法为研究对象、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的部门法学,在我国主要包括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三大类,其研究的重点是国家司法权在处理纠纷中所发挥的作用。司法学的研究虽然一定程度上涉及诉讼法,但司法学关注的领域是超过诉讼法学的,司法学关注国家司法权运行机制的同时,还关注“准司法”权力在处理纠纷中的运行机制。[12]事实上对非诉讼程序的关注应该是司法学与诉讼法学较大的区隔,司法程序是指司法活动必须遵循的法定程式,广义的司法程序包含司法机关的组织规范、行为准则、司法行政程序和非诉讼程序,只有狭义的司法程序才特指诉讼程序。[13]就学界目前的研究而论,诉讼法研究并不涉及非诉讼程序,而这恰是司法学关注的重点,司法学关注和研究的纠纷解决机制就包含了国家和社会(民间)两个维度,司法学研究所采是广义的司法程序,不能直接等于诉讼程序。同时,司法学关注的研究视界与诉讼法学也不相同,司法学研究的很多关注点,如司法伦理学、司法行政学、司法文化学、司法管理学等等,不能简单地转等为诉讼法学下的研究领域,既然二者有着研究对象及其结构上的差异,那么将两个法学学科项下的子学科认为是相等一致的显然不够确切,如将司法学与诉讼法学分别视为两个集合,即使两者有重合的部分,也不能认为两者是叠合的。

司法学不等于司法制度。司法制度是司法学研究的内容之一,或者说“司法制度学”是司法学下的子学科之一。司法制度研究侧重于研究由国家制定的静态的制度,对制度背后的思想、文化基础关注较少。而“司法学对司法制度的研究不仅停留在静态的国家立法的层面,还要研究这种制度背后的思想基础和文化脉搏;不仅要研究体现‘国家意志’的司法制度,还要研究其与司法传统的关联;不仅要研究‘死法’(僵化的法律),还要研究‘活法’(支配社会生活的法律),特别主要研究后者与司法活动的关系。”[14]司法的重要面向之一便是实践,而非相对固定的甚至带有一定滞后性的制度,纯粹以司法制度为研究对象,就制度谈论制度,易陷于背离实践的局面,而离开实践性,司法的要义将会大打折扣。由此一层面言之,厘清司法学与司法制度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纠正脱离实践或理念及文化层面指引的盲目的制度崇拜。司法学所特重者乃实践与规则体系之间的互动,并探求这种运动背后的源动力,而非将目光锁定于一个僵化的既定点上。从学科研究的哲学层面而言,实践与理念乃是一体两面的问题,无法以截然分开的方式加以思考,更不应该截然分开。虽然实践与理念存有时空上的“位差”,形成暂时的“先后”,就“长时段”而言二者是互显的,非单一决定的,受理念影响的实践活动始终作为理念更生的重要环节存在着。[15]这是理想化的认知与研究“宣言”,就所面临的情况而言,司法制度天然带有实践与理念的双重属性,现实中却成为研究者思想中纯理念化的探讨,对司法制度包含的立法实践及执行实践均涉及有限。当然,现实生活中或者说司法环境中,完全以学术研究的样态展示实践与理念乃的一体两面存有很大的困难,不过在司法学的体系之下,通过司法理念学,司法文化学,包括作为部门法哲学之一的司法哲学来综合既有司法制度研究的偏颇之处,正是司法学学科以现实“行动”解决上述困惑的方案。同样,在司法学学科框架的整合研究之下,经由对实践的关切可以有效地考察制度与理念之间的关联。司法学不等于司法制度,绝非司法学不关注司法制度,对司法制度的研究及考察是司法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为司法学的考察建立在新的方法与思考的指引下而有别于既往。

司法学不等于司法文明。“如同‘文明’是指人类创造的物质成果、精神成果及制度成果一样,司法文明也包括了与人类司法活动有关的物质成果、精神成果和制度成果。因此可以说,司法文明这一概念展示了一种‘宏大叙事’的特色。”[16]应当说,司法学与司法文明之间的最大差异是司法学体现为一个学科,而司法文明是一种社会状态或样态的体现,司法学与司法文明之间可以拟制为一种多对一的映射,司法学研究中体现出的或者说分属司法学不同子学科研究中体现出的部分或全部的“指征”,其所表征的恰是司法文明的状态。本文以为司法文明作为状态或者说一种目标性的概念并不适宜成为司法学下的子学科,藉由司法学的研究足以展示司法文明的现状,包括意欲达到的理想状态和达至此种状态的路径选择。

    2、司法学的学科体系与基本内容

    崔永东教授在《司法学论纲》一书中对司法学的研究对象及其结构进行了明确的概括,并详细指出了司法学项下子学科各自的研究内容,本文以“论纲”一书的阐述为主进行总结概括,并与学界研究较多的司法制度内容进行比对,制下表:[17]

   

司法学子学科

研究内容

司法制度

司法哲学

部门法哲学

 

司法伦理学

法学与伦理学的交叉学科,以司法道德为主要研究对象。

 

司法社会学

通过实证研究考察司法现象与社会现象的互动,探索社会因素对司法的影响及介入。

 

司法行政学

以司法行政现象及其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主要包括监狱学、律师学、司法鉴定学等。

法律援助制度、律师制度、公证制度

司法行为学

以法官、检察官、律师等司法主体的行为为研究对象。

 

司法管理学

主要研究审判管理、检察机关案件管理、公安机关案件管理、监狱行政管理。

 

司法方法学

研究司法过程中基于法律事实和法律规范,处理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关系而裁判案件、解决纠纷适用的具体方法。同时还包括对既有方法进行的反思性研究,也就是司法方法论的维度。

 

司法制度学

主要以司法组织和司法活动为研究对象。

审判制度、检察制度、警察制度

司法体制学

以参与司法活动的国家专门机关在机构设置、组织隶属关系和管理权限划分等方面的体系、制度、方法、形式等司法体制为研究对象。

 

民间司法学

以仲裁、人民调解等民间司法活动为研究对象。

调解制度、仲裁制度

司法理念学

司法理念是关于“司法”理智的、系统的思想、认识和态度,以中外历史上的司法理念为研究对象。

 

司法监督学

以对司法活动进行的监督为研究对象。

司法监督

国际司法学

以国际司法问题为研究对象。

 

司法传统学

从思想与制度结合的角度考察司法传统及其现代转化。

 

 

    仅就表格有限的列举可以看出,司法学研究的视域要超出目前司法制度方面的研究,并且司法学以自身的理论体系和子学科的划分将司法制度研究分属于不同的子学科之下加以考察,说明司法学可以也能够对既有的司法制度研究进行整合,形成更加完善的研究体系。同时,虽然司法学以独立的学科样态呈现尚属较晚,但其对自身研究范围与结构的界定无疑是十分清晰的,与其他法学二级学科,以及相关的社会科学学科之间的界限与联系也是明晰的,“疆域”确切,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学科成熟度。   

 

“对于文学作品来说,开端有多么重要?这些关于开端的问题是否值得一提?如果值得,那么能否对它们做具体的、清晰的、给人启迪的研究或回答?”这些都属于“开端性问题”,也是在“开端”中应该厘清的问题。“开端不只是一种行为;它也是一个思维框架,一种工作,一种态度,一种意识。它是实用性的——就像我们读一个艰难的文本,思考从哪里开始可以理解它,或者作者是从哪里开始,为什么从这里开始的时候”。指定一个“开端”都是用于得出、阐明或界定一个“在后”的时间、地点或行为的。一言以蔽之,指定一个开端,通常也就包含了指定一个继之而起的意图。开端其实是一个持续的、有意义的时间或过程(在实践、地点或行为上)的起始点。这样,开端就是意义产生意图的第一步。[18]

萨义德有关开端的研究是以文学作品或文学评论为出发点的,他在试图找寻文学作品的开端与此种开端引发的意图之间的关联,或者说何种开端是不是决定了特定意图的生成。本文以为就司法学学科的设立及其研究言之,可以据萨义德的讨论进行比拟,亦即考察如果视司法学为开端,这个开端决定了何种意义产生的意图,这样的“开端”对法学学科本身、对法治建设有着何种影响。

首先,就学科而言。司法学意味着制度研究与理念研究良性结合的“开端”,如前文所述,这样的结合可以有效地纠正以制度为主的研究现状,从而使研究本身摆脱僵化的桎梏,于开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维的同时,能够令有关司法的研究更好地契合于现实中的司法状况。从崔永东教授以往的研究中也不难发现,他为此种唯制度倾向的研究进行的价值纠偏时选定的开端——思想史研究或说是司法思想研究,甚至可以说司法思想的研究是作为崔永教授研究体系中开端的开端而存在的,在其代表性的著述中此点表露无遗。[19]

其次,在学界既往的研究中,司法改革通常作为单独的一项研究面向而存在,此种单独存在的司法改革研究在促进改革实践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出现理论上的“乏力”,未能更好的为改革提供理论支撑。“我国司法改革之所以尚未进入‘深水区’,原因即在于缺乏‘顶层设计’,也就是说理论准备不足,我们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目前还没有建设好专门研究司法问题的司法学这一学科,司法学的缺席才导致当今中国司法改革理论支撑不够,理论基础薄弱。”[20]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21]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2]四中全会在提出法治国家建设的总纲及其着力点的同时,也表明了就具体的法治建设问题而言,尚有许多领域应当进行理论上的深度开拓,以理论上的深度开拓来为实践铺平道路。司法学学科可以为司法改革,包括法治中国的建设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撑,这正是设立司法学这一新兴学科的“开端”意义,司法学的开端最终表达的是符合中国现实的司法改革与法治中国的理论图景和现实。一如崔永东教授所言:“司法学学科的创立有助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有助于司法体制改革的推进。”[23]司法学学科在研究上的整合性特质直接决定了将其作为开端,生成的意义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整合后的司法学视域更有利于为改革提供理论性的“顶层制度”设计,他将既有的分散在法学研究中的不同问题和不同视角,纳入司法的整体结构下进行思考,更易统筹兼顾的进行考量,尤其是司法改革涉及的问题复杂、面向较广,有些问题不独存在于司法之中,还牵连到社会问题,那么借助司法学与其他学科交叉形成的学科便能够很好地以跨学科的视角来审视之,从而提供更切实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方案。甚至可以说,作为开端的司法学学科的创立,其意图就是产生能够为司法改革和建设法治中国提供理论指引的意义,“开端”亦起到了充实法学学科体系和助力法治建设的目的,由是观之,选择司法学作为这个“开端”有着深刻的现实诉求。

    从《司法学原理》、《中国传统司法思想史论》到《司法学论纲》,崔永东教授的一系列著述使司法学学科的旨趣与方法越来越明晰,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司法学愈来愈获得其独立存在性,也将其从既有的形式性的研究中抽离出来,开始得到实质性的充实。如果说既有的司法或司法学研究是从形式上描摹存在,那么经由本文的讨论可以发现,“论纲”一书实际上完成了司法学的实质建构,这也是本文从形式到实质的题旨所在。

* 刘家楠(1985-),男,吉林四平人,法学博士,济南大学法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法文化史,司法学。

[1] 崔永东:《司法学论纲》,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后记。

[2] 崔永东:《司法学论纲》,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1页。

[3] 崔永东:《司法学论纲》,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2页。

[4] 杜宴林、苗炎:《驯化法律:部门法哲学的基本使命》,载《法学评论》2011年第6期,第64页。

[5] 如熊先觉:《司法学》,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由于涉及著述较多,此处不一一开列,具体可参见范愉、黄娟、彭小龙编著:《司法制度概论》(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22-325页。

[6] 参见余寅同:《丘浚司法思想研究》,中国政法大学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第7-8页。

[7] 崔永东:《司法学论纲》,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

[8] 崔永东:《司法学论纲》,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

[9] 崔永东:《司法学论纲》,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0页。

[10] []丸山真男:《日本近代思想家福泽渝吉》,区建英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185页。

[11]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思想史的写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8页。

[12] 参见崔永东:《司法学论纲》,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

[13] 参见范愉、黄娟、彭小龙编著:《司法制度概论》(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23页。

[14] 崔永东:《司法学论纲》,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

[15] 参见刘家楠:《樊增祥的司法实践与司法理念研究》,中国政法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34页。

[16] 崔永东:《司法学论纲》,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页。

[17] 参见崔永东:《司法学论纲》,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5-19页。需要说明的是,结合《司法学原理》与《司法学论纲》两书而言,由于司法学尚属新兴学科,其子学科包括并不限于表中的14个,这点从两书对司法学子学科的已有研究及其阐述中就能够明显的看出。所以崔永东教授在《司法学论纲》一书后记中写到“在此谨提醒读者,欲了解司法学的整体风貌,最好将两书并观。”

[18] []萨义德:《开端:意图与方法》,章乐天译,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4-1521页。

[19] 参见刘家楠:《对中国传统司法思想的考察与评估——评崔永东新著<中国传统司法思想史论>》,载《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第80-85页。

[20] 崔永东:《司法学论纲》,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页。

[21] http://news.xinhuanet.com/house/tj/2013-11-14/c_118121513.htm 2015327日访问。

[22]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10/23/c_1112953884.htm 2015327日访问。

[23] 崔永东:《司法学论纲》,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