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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司法学论坛侧记
发布部门:司法学研究院     发布时间:2016-06-03

 

  20151127日至29日,华东政法大学司法学研究院主办的“第二届司法学论坛暨‘审(检)委会制度改革与司法责任制落实’研讨会”在上海召开。会议围绕“法院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改革”、“检察院改革·检察委员会制度改革”、“司法学理论·司法责任制·法律职业共同体”等三个主题进行了研讨。

  开幕式上,华东政法大学党委书记曹文泽教授、最高人民法院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副部级专委、华东政法大学司法学研究院名誉院长王秀红女士及华东政法大学司法学研究院院长崔永东教授分别致辞。

  作为主办方领导,曹文泽书记主要介绍了华东政法大学的的发展定位和目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战略部署,中办、国务院也出台了相关的文件,要求高校要充分发挥学科齐全人才密集和对外交流广泛等多方面优势,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华中政法大学做为以法学为特色的综合性大学,主动对接国家和区域重大发展战略的需求,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研究的最前沿,作法治智库建设的探索者和领导者,为依法治国提供全面支撑。华东政法大学的发展目标是成为 “两个基地、两个中心,一个平台”,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力综合性法律院校。曹书记表示,司法学研究院于去年成立至今,已经在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方面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绩,初步建立起了具有较强科研能力的梯队,以推出论文集、出版辑刊、举办论坛等方式,在实务界发出自己的声音。今年的论坛聚焦司法改革,研讨的问题更加具体、更加深入,这也表明了司法改革正在走向深入。新兴学科的研究还要继续凝练,也希望司法学研究院的各位老师继续努力,加强协同创新,把研究院建设成为在司法学领域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高端智库。

  王秀红专委对本次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王专委认为,在司法改革进一步深化的大背景下,本届论坛举办的非常好。第一是时机选择的好,论坛紧跟时代的脉搏,抓住了司法改革的热点问题进行讨论。改革提出推进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完善司法责任制、加强司法人员职业保障、推动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省直管,每一项都涉及到利益格局的调整。在这种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情况下,华东政法大学司法学研究院举办以审委会、检委会制度改革与司法制度落实为主题的论坛,具有特别的深远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第二是主题设计的好,检委会和审委会以及司法责任制的落实,应当说是非常具体、非常着实、非常贴近实际的重要内容。这次的改革重点是施行员额制和主审法官负责制,使审委会的精力重点放在总结审判经验,研究审判政策和审判管理问题,只有这个问题真正得到彻底改革了,才能实现习总书记所提出的“让当事人在每一个案件中都能感到公正”。第三是主要是研讨会形式非常好,与会人员既有法律理论研究人员,还有法院、检察院、律师等人才。大家共聚一堂,为司法改革献计献策。王专委谈到,华东政法大学司法学研究院从去年以来做了大量的工作,为司法学研究的科学化、理论化、系统化提供了支撑。研究院先后出版多种著作,发表了数篇论文,尤其是承担了省部级项目和国家课题十几项,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司法学研究丛书与司法研究辑刊,为司法学研究起到了导向作用。其研究实力与研究成果证明该团队已经牢牢占据了我国司法学研究的学术和理论制高点。目前司法学研究院已经形成了八人的学术研究团体,且司法学的人才培养也已经进入了常态化。希望今后华东政法大学司法学研究院在科学研究上能够做得更强、更大。

  崔永东教授在致辞中代表华东政法大学司法学研究院,向各位与会领导、嘉宾表示最真诚的感谢,并介绍了司法学研究的基本情况。华东政法大学司法学研究员成立于2014年,是全国第一个、目前来讲也是唯一一个专门研究司法学的实体科研机构,在司法学学科理论研究、课题研究出版方面已取得相应成果,学生培养方面逐步形成规模。目前,全国多所高等院校如山东政法学院、吉林大学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工商大学已开始进行司法学研究,这说明司法学作为独立学科的价值与地位已得到认可。崔教授提到,在司法学研究中心移至沪上之前,曾在京举办过两次“司法学研讨会”。2012年年底举办的第二次研讨会盛况空前,法学界五位泰斗级人物、司法部老部长邹瑜老先生悉数到场,讲话支持司法学的发展,最高法院贺荣副院长(当时是专委)代表江必新院长致辞。主办方对这次研讨会的征文进行了评奖,并陆续择优出版。本次论坛资料袋中的《审判管理研究》一书就是当时会议征文获奖论文的一部分,后来纳入司法学研究丛书。华东政法大学司法学研究院于去年成立,且举办了第一届司法学论坛,反响非常好。前几次会议的成功,无疑为举办本届论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审(检)委会制度改革与司法责任制落实”,通过研讨,我们希望能够形成共识,能够深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从而指导当前的司法改革。虽然我们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今后还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司法学研究院力争打造成为高端智库,为今后中国的司法改革提供理论引领、学术支撑!

 一、法院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改革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王越飞就审委会的存废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应保留的一方认为:第一,我国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集体决定案件处理结果,反对法官个人专断,个人服从组织,在确保公正、公平执法上有着更进一步的意义和价值。第二,法官结构复杂,法律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现在强调法官个人独立的时机尚不适宜。因此,需要有一定的组织形式做保证。认为应废除的一方认为,审委会这种组织形式存在很大的缺陷,理由如下:第一,审委会制度违反了直接言辞或直接审理原则。司法的本质是一种判断。法官要对纠纷作出尽可能符合事实的判断,要求法官必须只有通过开庭的方式才能与当事人接触、与证据接触,才能实现直接言辞。相对于直接言辞而言,间接言辞中间环节很多,做出的判断容易出现错误,真实性、准确性不容易把握。第二,审委会这种形式违背了回避原则,虽然当事人事先知道审委会成员,但是审委会成员的情况和与当事人之间的利害关系情况当事人不得而知。第三,审委会成员结构不太合理,难于保证案件质量,院庭长分工有差别,审判制度和诉讼制度改革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单凭一种模式显然不行。

  王院长认为应该保留审委会。就目前中国的国情而言,保留审委会有利于促进办案质量,保持廉洁执法,但是仅适用于疑难复杂案件和在适用范围上争议较大的案件。审委会的发展趋势是通过强化合议庭和独任审判员的职责逐步减少讨论的案件数量,最终它会被取代。全国许多法院探讨施行专业审委会制度。专业审委会的特点一是人员组成的专业化,刑事、民事、行政分工明确,能够发挥专业的特长;二是讨论案件的专一化,有利于案件质量的提高。缺点在于一是容易导致审委会委员知识面狭窄,二是导致法院委员数量剧增,这不符合司法改革的方向;三是从发展的趋势上来看,应当逐渐弱化审委会职能,但是对于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涉及国家安全等案件还需要强化审委会职能,不能单凭一种模式或一种观点肯定否定审委会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应用法学研究所副所长范明志认为,审委会的改革取决于审委会的定位。作为重要的司法制度,审委会应当与司法本身、司法在国家权力中的定位密切相关,这决定了审委会应否存在、应以何种方式存在。国家与司法产生联系的方式有两个,一是通过具体案件的联系,二是通过国家政策的实施与法院工作产生联系。在这样的联系中,需要有一种集体组织来保证国家的整体发展计划、国家的政策在实践中,尤其是司法实践中得以贯彻落实。而司法作为国家治理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与国家治理的整体方式保持一致,这个一致就体现在对司法问题的处理上,不仅仅是尊重个案的问题,还要体现法律的发展和政策的运用。与判例法相比,成文法一个很大的劣势在于其滞后性。为解决这个问题,成文法国家除了引进判例法之外,另一个重要的体现就是(在我国)在文法适用时要考虑到国家政策的适用。在法律不能解决问题时要适用政策,或者说法律解释与当前政策要保持一致。在这种情况下,法官独立审判并不能够解决问题,这就需要一种集体化的力量参与进来。范所长指出:审委会不是案件审理的基本方式,而是重大决策方式,目前在法院中进入审委会的案件不会超过1%,很多法院连千分之一都不到,所以审委会不是每案必用的处理方式;审委会不是一种基本的诉讼程序,而是协调法律与政策关系的一种方式,所以说以审委会来保证司法公正本就不是设定审委会制度的初衷;审委会不是保证个案公正的组织,而是保证司法谨慎的标志,它只能通过改良的方式来发挥作用、体现价值,进而促进司法公正在极少数案件中的实现,同时更加注重体现法律的进步、法律与社会之间的交互关系、法律与政策的交互关系。因此,审委会制度改革的方向应当是尊重司法规律,增加审委会委员审理案件的亲历性;更多地讨论法律的适用问题,尤其是法律与政策的关系问题,法律如何更加适应社会发展的问题。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李玉生在发言中申明了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之内保留审委会制度的观点,同时提出了审委会改革的建议。第一,委员的选任。可以考虑从具有较长的审判年限经验的法官中选任。第二,明确审委会的职能。审委会的职能应主要限于宏观指导。除了法律规定以外的,还应涉及国家外交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一些重大案件,例如死刑案件,以及案件中涉及到的法律适用问题。另外,审委会负责总结审判经验,管理审判中的重大事项。第三,规范提交审判委员会的程序。除了法律规定应当提交的之外,由主审法官通过合议庭或合议庭来提交,提交时应说明拟讨论的法律问题、合议庭的分歧,并列明不同的意见和理由,然后将材料提交给审委会的办事机构,由院长或审委会专职委员或办事机构的专门人员来进行审查是否符合提交条件,符合的提交院长确定,再上审委会。第四,完善审委会的议事规则。审委会委员应当提前阅读合议庭的报告,了解合议庭对案件的事实认定情况以及对法律问题的不同意见。委员可以根据需要事先阅卷,也可以调阅庭审录像。现行组织法规定审委会施行民主集中制,与诉讼法规定的合议庭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则有差异。最近,两院组织法,法官法与检察官法都在修改,应当结合四部法律的修改来讨论两者的不同,从而进一步完善这一规则。

  广西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卢上需根据所在法院的实际情况谈了审委会制度存在的问题以及相应对策。首先来看钦州市全市包括中院审委会运行的实证情况:从2013年到2015年,共召开审委会177次,讨论案件600件,其中刑事案件301件,民商事案件是139件,其他类型案件数量较少。全市四个基层法院的审委会委员有44个,审委会委员在三年中办案3816件。这组数据发映出如下几个问题:第一,审委会委员的比例不协调,主要表现为委员的业务结构不优化,擅长的领域较为单一,有些委员没有办案经历。第二,虽然民商事案件占全部法院受案的80%以上,但上审委会的少,刑事案件上的多。对审委会进行改革始于2014年下半年,改革之前上审委会的案件数量比较多,且每年都有增加,但从2015年开始,这一数量呈现下降趋势。第三,审委会讨论的案件上诉率高、改判率高,这说明之前的法官对执法标准、证据规则掌握不清楚。第四,审委会的作用体现的不平衡,院庭长的作用没有发挥出来,凡是合议庭提交审委会的基本都会通过。这个问题的原因在于:第一,委员的业务结构不全面,以至于对专业案件讨论的时候,非此专业领域的委员只是在附和;第二,委员在发表意见的时候不谨慎,一个审判员汇报案件大概是半小时,要求委员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要理解全案确实比较困难;第三,审委会运行的程序不规范,缺少将一个案件提交审委会到讨论完毕这一过程的规范程序;第四,审委会讨论的范围不明确,虽然《法院组织法》规定审委会要讨论疑难复杂案件,但是并没有对“疑难复杂”做出界定;第五,审委会对审判工作的总结不够;第六,审委会委员的培训、教育、学习制度不健全,有些委员由于工作经历的问题,对其他业务不是很熟悉。

  针对上述情况,卢院长说,钦州中院在去年下半年下发了审委会运行的意见,着重解决这样几个问题:第一,明确了委员的责任、审委会讨论的范围及其运行规程;第二,规范了提交审委会讨论的程序,强调提交审委会讨论必须由主管副院长批准,只有主管副院长才有权力提交审委会,而且,主管副院长要在审委会上首先发表自己的意见;第三,审委会不表决事实问题,只表决法律适用方面的问题;第四,出现少数人意见的时候,要求少数委员出具法律意见报告,形成裁判意见后,院长要对裁判意见进行归纳。第五,建立审委会委员的学习培训制度,每个季度组织大家学习,评估发改案件。从实践情况来看,2015年审委会运行已相对较好,钦州中院在全自治区16个中院里结案率保持第一,且从六月份以来,申请再审率下降了47%。卢院长认为,在审委会改革中,应认清司法的定位:首先,在政权中的定位,我们要始终坚持对政权对法律的忠诚;其次,司法所调整的对象是具体的个体,其发挥权力时针对的是具体个案;再次,从功能上来说,司法起到法律示范、道德引领和规则具体化的作用;最后,关于法官的地位,各级法院的法官的地位是具有平等性的,审判权也是如此。

  上海市闵行区法院院长黄祥青就审委会的改革谈了三点思考。第一,审委会可以讨论案件,但应明确讨论的内容。案件的讨论分为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在法庭上,当事人的肢体语言、表情变化等都构成事实判断的基本要素,因此,在事实问题上强调司法裁判的亲历性是非常必要的。而审委会讨论案件,主要应讨论法律适用问题。我们强调司法的独立性,目的是保证公正裁判。司法裁判的公正性是个相对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司法裁判的一致性来实现。实现一致性,就必须保证法律适用的统一。讨论案件主要关注法律问题、证据问题及政策问题,事实问题不能在审委会上讨论过多,但是法律和政策问题是完全有讨论的必要。因法官之间个人水平的明显差异,如何解释法律并阐发法律的目的与价值、如何准确且完整地判断案件就显得十分重要,因此必须要有专家把关。第二个问题,作为组织性存在,审委会的功能是管理。一是培养职业化的法官队伍。审委会在提炼立案裁判方法,提升法官的裁判能力和职业素养、职业技能这些方面负有相当的责任;二是要有符合规律的、符合客观实际的审判运行机制;三是应当对案件进行公正的裁判。这三个方面是支撑司法公信力的内在要素、核心的力量,其管理效能的实现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体来策划和实施。第三,为了提升司法的公信力,我们应关注法学知识的融合。司法裁判水平不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在专业化的过程中太过强调专一,形成了专业壁垒。但实际上,案件裁判的水平的高低,是法律系统协调的结果。因此,审委会应当在这个方面多花功夫,从审委会的人员要求应当是即有专业背景,又注重知识的综合和个人能力,如此才能应对上报审委会的各种问题,才有利于审委会的功能的发挥。

  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杨忠孝关于研究司法改革的看法与范明志所长一致,认为应该在整个国家治理的框架下来研究司法改革问题,在研究整个司法改革制度过程中来研究法院的审判权运行问题,在整个审判权运行当中来讨论关于审委会制度改革问题。法院是专业的纠纷解决机构。从管理的角度讲,法院的组织功能、机关功能应该得以适当的强调。现在,我们特别主张要规范审判权的运行,这就需要法院院长和审委会多做一些工作,不断优化完善法院内部的功能。此外,作为研究商法的专家,杨院长特别谈到了法院在审理商事案件的过程中与仲裁机构进行竞争的关系。法院有一个非常良好的机构改革,保证输出的裁决的产品的客观公正性,否则将来有很多案件就不会来到法院,会到仲裁机构。所以法院内部对不同案件类型要有区分,以此来改革审判体制,在此基础上来研究审委会改革可能才会更接近我们的目标。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院长王立新在发言中首先指出,司法的实践性是很强的,但是我们的理论研究略有偏颇,没能解决基层面临的问题。这是司法理论研究的薄弱指之处。目前,江阴法院正在加强同院校互动的工作,希望有助于实际问题的解决。接下来,王院长分析了江阴法院三年来进行法官员额制改革和审判权运行机制的改革的情况。第一,改革是在动态发展的情况下进行的。全国每年1600万案件,基层法院承载了85%以上,且每年是两位数的增长率,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都是这样,但法官人数不再增长,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在动态化的大背景下探索改革的道路。第二,改革是系统化的工程,一定要在审判权运行当中来看待审委会的改革。江阴法院在三年多的实践中,首先解决的是法官的个体问题,选择优秀法官。例如一个法庭有1000件案件,之前人员配备是五个法官,五个书记员,加一个庭长,司机和炊事员。改革之后,1000个案件,配备两个法官,每人带四个人,也就是法官减员50%,且效果很好。在法官和合议庭之间架构专业法官会议,提供参考意见。经过法官专业会议的过滤,审委会基本只讨论典型案例和疑难复杂案件,以及总结审判经验。在审委会中设立专门审查专业法官会议的审判委员会工作办公室。如果合议庭认为案件不确定,则通过办公室的遴选,由院长启动审委会。会上仅讨论法律适用问题,一般不讨论事实认定问题。2015年的案件总数是32000件,当年召开了16次审委会,讨论了62件案件,讨论案件数量大幅缩减。此外,赋予法官裁判权,院庭长一律不签发,院庭长回归办案。从江阴法院的实践情况来看,以员额制为抓手,施行司法改革会带来一系列很好的变化;从方向性上来看,审委会改革以后否会由专业的法官会议来替代审委会,仍在探索中。

  河北省赵县人民法院院长冯青林在发言中谈到,审委会讨论案件是希望能够更好地实现公平裁判,这种预期蕴含了一个潜在的判断,即审委会委员从政治素质到道德素养、司法能力,要比合议庭或独任审判员高,但是这一点是存疑的。从法律素养来看,新调入的法官都是通过司法考试、公务员招录进入法院,有法学教育背景。而在领导层,大部分行政职位都和年龄挂钩,他们一是受法律教育的背景比较差,二是很多人进入法院之后很少从事审判实务,因此,很难保证审委会委员比合议庭或者主审法官的素养高。从政治素质来看,审委会要解决政策和法律衔接的问题,但从审级设置和级别管辖上就排除了基层法院受理涉及国家主权、外交这类重大案件的可能。从这个角度来说,审委会必须对一些案件把关,理由也并不充分。另外,也不能做审委会委员的道德素养必然高于其他法官的判断,不能将职务级别与道德修养挂钩。可以认为,审委会讨论的案件并不一定更具公正性。冯院长认为,提交审委会讨论案件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因司法责任不明晰造成办案人有压力的案件,最具表代表性的是有上访可能的案件;二是在行政审批过程中,合议庭意见和院庭长意见不一致的案件;三是合议庭认为确实有疑难的案件。虽然多数意见认为审委会只讨论法律适用,不讨论事实认定,但事实认定涉及了证据规则问题,因此很难将其截然分开。冯院长说,赵县法院的做法是一是凡提交审委会讨论的案件,把当事人的相关信息隐去,避免干扰;二是探索将事实认定和证据分析分开,要求将所提交的案件归纳出法律适用上的争议点。

  上海市刘春雷律师事务所主任刘春雷律师主要谈了审委会议事规则的细化问题。首先需要解决回避问题。审委会的成员可以自行申请回避,如果应申请却没有申请,发现之后按内部规定处罚。其次,审委会应该了解案件事实。审委会在讨论案子的时候,可以要求由合议庭把事实归纳完整,或者用现代化的方式把案件的法律关系用图像或表格的方式进行说明,让参会的审委会成员了解案情及争议焦点。再次,审委会讨论案件应该责任到位。法律的复杂性导致审委会成员不可能熟悉所有领域,所以合议庭的工作比较重要。如果因合议庭归纳的事实有问题导致错判,那么合议庭应该承当相应的责任,而且最后签字必须责任到人才能起到相应的作用。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委会改革中的律师参与问题。律师与当事人的接触更为紧密,能够在当事人与司法机关之间起到桥梁作用。在司法程序中,律师可以将案件的情况以书面形式表现出来。例如可以考虑一种听证程序,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律师在前台,审委会通过视频的方式来观看,以便于讨论案件。这种做法有助于保证司法公正。

  第一单元讨论的评论人分别是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孙海龙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办公室原副主任孙万胜。

  孙海龙院长认为,推进审委会改革应该讲究方法。第一,我们需要关注现有的制度规定,应该系统学习这些规定。第二,关注当下司法改革的背景以及审委会运行的变化。十八大三中、四中全会都对司改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其中对审委会的价值取向是:审理者裁判,裁判者负责,全责一致,权责明晰。重庆四中院审委会的情况:2013年,审委会召开47次,其中讨论案件115件,讨论审判制度16件,其他事项(包括管理、案件评查)15项,占结案总数的6.29%,讨论案件占总讨论事项的78.7%。改革之后,2014年,审委会召开23次,讨论案件18件,讨论制度10件,其他事项13项,占案件总数的0.96%,讨论案件数占43.9%20151月到11月,召开21次审委会,讨论案件23件,制度11件,其他32项,占案件总数的1.08%,占讨论总数的35%。可以看出,改革后审委会讨论案件的数量大幅下降,其功能也在转变。第三,关注审委会改革的主要问题,从更深层次看待审委会,主要指是否有利于法官的职业化、有利于审判权运行的科学化、有助于整体案件质效提高,这样的定位既符合现有规定,又有改革的要素。审委会功能定位就是提高审判质效、推出精品案例、总结审判经验,统一裁判尺度。第四,审委会改革的价值取向问题。审委会讨论案件必须权责一致、更加公开,同时要增加审理制的因素,辅以选任的变化,有助于这个制度的优点的发挥。第五,审委会改革的落脚点。这轮司法改革是三位一体的改革:司法管理体制的改革,包括人员分类管理改革,人财物省统管改革,员额制改制;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或司法责任制改革,与案件相关的实体和程序的各个环节如何科学运行的问题;以审判为中心的程序改革,司法改革的成果必须是法律性的,应落实于诉讼法和其他法律上。第六要关注审判权改革方法问题。一方面要关注和讲究方法的科学性,另一方面应该关注细节,一个小的细节非常重要,甚至能够决定成败。

  孙万胜主任认为,审委会问题,不要就存或废的简单化模式去研究。现在审委会的运行方式已经发生了改变,取消是不现实的,因此,如何提出一套科学的、可行的、符合中国实际的方案,使之向司法法治化方向发展,才是应该认真研究的。首先,在强调法官司法责任的情况下,审委会如何发挥作用,院庭长如何发挥作用?《人民法院组织法有》中有院长监督程序,那么,是否可以有一个法官的专家审核程序。其次,培养一名优秀的、有能力承担司法责任的法官是需要时间的,可能需要十年到二十年,而目前我们很多法官达不到这一要求。因此,要法官承担所有责任并不合理,从这一层面来说,审委会是有存在的必要的。接下来,孙主任谈了对以往司法改革的个人体会。1999年至今,最高法院先后四次发了司法改革纲要,近二十年来,虽然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但是制度性的改革成效不是十分明显。这与理论指导滞后,缺少真正实用的、能指导司法制度建设的研究成果不无关联。因此,理论界与实务界应该坐在一起,真正从国家角度上,从中国特色社会的真正需要和够接受度的角度上,拿出方案或意见。另外,孙主任提出,理论界与实务界应该共同建议,建立国家指导司法改革的平台,统一思维,统一部署,推进全局性的司法改革。

二、检察院改革·检察委员会制度改革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副所长谢鹏程在发言中主要讲了三方面内容:第一,关于检委会的存废问题。废除检委会的主张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不具有理论指导意义。上世纪九十年代,一些很著名的学者,如朱苏力、贺卫方等提出废除审判会员会,其中也包括对检委会的否定。这些学者对法院、检察院内部集体领导方式的否定,是有一定根据的。相关结论都是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这种领导机制、决策机制有其内在缺陷以及与司法规律冲突的地方。这些主张虽然没有也不可能导致这些制度的消亡,但是,我们可以看出,这些主张实际上促进了制度的改革。从这一意义上讲,主张取消检委会制度的人,也是为检委会制度的改革做出了自己的学术贡献。学术的功能就在于批判,这种批判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第二,1999年以来,检委会制度的改革取得了一些很重要的成果。首先,检委会委员在专业人员素质方面有了很大的优化,人员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其次,议事程序得到了完善、细化。此外,对于案件、事项的议题范围也做了科学的限定。检察院先后几次改革明确规定了哪些案件应该审理,哪些应该有检委会来议定。最近刚出台的《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对检委会案件议决的范围作了明确、科学的规定。《意见》主要规定了应由检委会议决的三类案件,即重大、复杂、疑难案件,涉及国家安全、外交、社会稳定的案件,下级检察院申请复议的案件。再次,检委会增设了一个办事机构——检察委员会办公室。这个机构对检委会议决的事项进行审议,提出初步意见,实质上发挥了检委会的参谋作用。这些参谋人员是检察院内业务水平比较高的同志,这就为检委会在议决质量上起到把关的作用。改革以来,这三方面的进步还是很有意义、很重大的。第三,检委会的改革措施。改革的总方向、总原则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一是坚持宪法和法律对检委会的定位。检委会在我国有双重理论基础,一个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权的民主集中制。《宪法》第三条规定了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而检察委员会就是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制度体现。二是站在国外的立场来看,我们也是有理论根据的。检委会通过集体决策的方式保障法律适用的统一性,这就像国外的上诉法院、最高法院法官集体投票做出决定一样,它是保证法制统一的一种重要机制。应该看到检委会决策的性质,结合社会学研究的成果,科学地考察其议决范围以及对议题的分类方法。三是现在检委会改革的最突出问题是检委会的集体领导与检察官的相对独立性之间如何平衡。另外,谢所长认为随着下一步检察改革逐步深入发展,检委会还应增设一项功能,即关于检察官业务考评功能。

  吉林省检察院副检察长盛美军介绍了去年以来吉林省检察机关开展检察改革的整体情况,并对理论界比较关注的“捕诉资源整合”的试点情况做了简要的介绍。吉林省确定了“稳中求破、破中保稳”的改革总基调,针对内设机构设置不科学,导致职能碎片化、“案多办案人员少”的局面,大胆进行内设机构“大部制”改革。省院成立了职务犯罪检察部、刑事检察部、控告申诉与刑罚执行检察部、民事检察部、行政检察部、检务管理部、检务保障部、政治部和机关党委,共“八部一委”,充分整合了法律监督职能,补齐了民事检察、行政检察相对薄弱的“短板”。改革之初,吉林省确立了进一步探索完善检察权的司法属性和监督属性的基调,在这个背景下逐步开展“捕诉资源整合”工作。“捕诉资源整合”机制,是在全面整合侦查监督和公诉职能的基础上,创新部门协作模式,以检察官办案组为基本办案单位,积极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改革,强调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工作体系。经过一年半的试点运行,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在检察机关内部管理和运行机制“精装修”的指导理念之下,吉林省将继续加强诉讼监督的路径探索、规范办案规则流程的科学设计、提高检察队伍的职业素质,进一步完善“捕诉资源整合”。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龚培主要谈了检委会的属性问题和上海市的改革情况。龚检认为,检委会是个特殊的办案组织。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检委会需要有一个决策机构,如果废除检委会,还是要有人来做决策。相较于检察长、副检察长来决策,十几人决策更加民主,也能够防错。最高检明确了检察院的职能或者属性,即司法性、行政性、监督性。所谓行政性指检察院对职务犯罪的自行侦查权。我们现在讨论较多的是监督性,具体而言是指检察院要对外发检察建议,这是以“院”的名义对另一机构外发的纠正违法的建议,是要经检委会讨论的。《组织法》规定,每年检察院在人大的工作报告必须上检委会讨论,最高检察院也规定了检委会讨论的内容和案件类型。整个检委会在运行当中,真正替代办案的不到1℅,因此,检察院需要这样一个决策组织(检委会)。随着改革的推进,上海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在工作中,大家都规范性地操作,但检察官除了要有常规性以外,一定要有主观性,否则是不适应案件现实的。现在上海正准备推出所谓的变数交易,同时,也正在研究责任制中是否应给予检察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的问题。龚检认为,检委会应尽可能少讨论案件,为此,可以在现行的检察官责任制里,限定检察官一年请示讨论案件的比例,尤其是基层。至于行政性与监督性,应该继续加强。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研究室原主任罗昌平主要谈了三个问题。第一是关于司法主体的权力问题。权力问题就是放权问题,是这次司法责任制改革的核心。人民检察院是权力行使的主体,现在的法律并没有规定赋予员额制检察官检察权,使其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检察官“受检察长委托”出席法庭,这就为检察官独立行使案件的决定权造成了一定的法律障碍。而最根本的解决方法就是修改法律,或者在修改法律时候将这一项明确。目前在法律没有修改的情况下,罗主任主张要变通地运用检察长授予的权力。在坚持先有法律,坚持检察长、检委会对重大案件的领导权的前提下,赋予员额制检察官相应的权限。检察长、检委会抓有重大影响的案件,一般案件的处理权、决定权,包括一些非终极性的、事务性的权力都可以放给员额制的检察官。授权的形式,就是正在研究的权力清单。权利清单要十分明确,而且要考虑权利的性质、检察官的素质、办案模式以及试点运行的情况,实行分阶段下放权力,最终目标是下放更多的权力。第二是关于办案组织机构和基本的办案组织问题。首先是完善办案组织机构。罗主任比较赞同实行贯彻扁平化的机构组织原则。办案组织是检察权运行的基本单元,我们可以根据不同案件的属性来组建不同的办案组织,采取不同的运行模式。罗主任认为,具有司法属性的批捕起诉一般应采用独任制,给员额制检察官配两个辅助人员,然后在其授权范围内直接决定。具有刑事侦查属性的反贪反毒办案机构实行办案组配置,在检察长和反贪局长的领导下行使侦查权。其中实体性的权力仍然在检察长手中,而一些非实体性的、程序性的权力可以交给员额制检察官。对于具有监督属性的权力可以采取独任制和部门办案相结合的模式。在授权的形式上,对以检察院名义做出的书面意见要实行评议制来集体议决,争议大的报检察长或检委会决定,口头纠正的如监所检察,就可以采取独任制授权。第三是关于对办案权力实行监督的问题。实行在司法责任制后,原有的办案模式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在授权的同时也必须要加强对检察权行使的监督。罗主任认为,在保留检察长或检委会对司法办案的领导、监督、检务公开、及时收回监督外,要发挥办案组织内部及相互之间的监督。但更需要的应建立一个专门的监督管理机构,从程序及实体两方面对司法办案进行监督。实体性监督应贯彻远距离审视原则,办案过程原则上不受干预,但案件办完之后要监督案件质量。对于一些重大、有争议的案件,可以根据检察长的要求对办案过程实行全程监督,以此保证检察权的正确行使。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专委张建在谈到还原检察委员会独立,检察权的司法性的问题时提到,《组织法》中规定,检察委员会在检察长的组织下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如果检察长与大多数检委会委员意见不同的话,他有权提交本届人大,请人大决定。这当中就承载了两个决定,一个是检察长的决定,另一个是人大的决定。显然,这条法律出现了立法的逻辑错误,使人们对检委会的决定到底是司法决定还是行政决定有了歧义。如果进行改革,首先要理清这一基本问题。改革中提出检察权独立。根据宪法的规定,我们现在行使的是以单位为名义的权力而不是以个体为名义的权力。那么,如何界定审判员和法院的关系,法院和审委会的关系,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关于树立检委会业务决策机构的权威性问题上,张专委认为,在检察院内部检委会是最高的业务机构。2009年以后,有的检委会实际上代替了党组或者行政会议,成了附属于党委会或者行政会议的机构,而不是单纯的业务决策机构。真正还原检委会在检察院内部的决策地位,是下一步的改革的任务之。此外,我们的检察院实际上负有三个责任,司法责任、行政责任、监督责任。检察机关、检委会除了具有《宪法》或者《组织法》赋予的权力之外,还应该承担对内的业务监督权。借着司法改革的东风,应该提高检察委员会的监督职能,使其成为法律监督至上的业务监督机构。

  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教育院副院长、司法学学科教授张勇将检委会的职能定位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层面是最高业务机构;第二层面是检察政策或者司法政策的实施;第三层面是对法律规定的适用解释;第四是对重大疑难案件进行讨论、指导。此外,根据在松江检察院的挂职经历,张教授认为检委会可以在诸对青年检察官的遴选、提高检察官素能方面发挥一定作用。作为一个决策机构,检委会应设立相应机制保证个人决策、集体决策的民主化、规范化。另外,检委会的人员构成可以更加合理化,检委会进行工作时可以引入现代信息技术提高效率。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李奋飞主要谈了检察机关与其他机关的关系问题。中央提出以审判制度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有着深刻的背景,宪法、法律虽然强调公检法三机关是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分工合作的关系,但实际上却是配合有余制约不足,以至于过去出现了以侦察为中心的诉讼格局。这种诉讼格局最大的弊端是,一旦侦察出了漏洞、问题,后续的环节就很难改变,尤其是法院,只能承接公安机关的成果。认识到这个问题之后,中央提出了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让法院审判在诉讼中发挥更多的作用。改革如果能最终落地,未来或许能够走向一种新的诉讼模式,即公检法三机关的层层把控模式。另外,涉及到检、律关系方面,李教授认为,检察机关应该更多地尊重、保障律师的权力,听取律师的辩护意见,才能更客观公正地做出的建议、决定。如果检察机关在审前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将有助于实现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教授张栋说,我们现在谈到司法改革的话题时,多数情况都聚焦于机构和人员的改革,如员额制、机构大部制等细节问题,但实际上,参看各国的司法改革,机构和人员的改革是附随的。真正的司改进行之前,须先有职能的讨论。否则,职能没有突破,却先要对机构和员额制改革,这样的改革目的不明、方向不清。从诉讼法上来讲,刑事诉讼的两个阶段有互相监督制约的作用,如果合一,等于取消了监督和制约。之所以它在实践中有合理性,主要归因于职能不清晰。侦察、羁押的期限是从逮捕开始计算的,逮捕以后是补充完善之前的事情。然而,一旦批捕,从国家赔偿法的角度来讲,检察机关就是第一责任人。作为检察机关,既要起诉又要批捕,批捕的决定就绑架了起诉。而捕、诉合一的合理性在于解决了之前职能设置不合理的问题。因此,如果职能不变,只对人员机构进行调整是很难成功的。

  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司法学学科成员茆巍从一个普通干警的角度谈谈对司改的想法。司法改革一方面要使百姓感受到公平正义,另一方面要使普通干警感觉到很稳定、有发展前途。取消了行政级别,对基层检察院的干警和新干警的冲击很大,人员上升的空间就非常窄了。实行员额制,老干警的出路很重要。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了,统一造成人心不稳,那么改革的可持续性是成问题的。

  第二单元讨论的评议人分别是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副书记王永杰教授以及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刘风景教授。

  王永杰教授指出,改革不能一步到位,应该注意到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不同层级检察院的情况之间的差距。此外,改革要有一定前瞻性,检察官组织法改革的部分问题涉及到人大,下一步改革热点可能是人大改革,那么我们在研究中可以注意到修宪和人大制度的改革。关注各项改革之间的内在关联,才能促进司法改革发挥政治改革的试验田和突破口的作用。

  刘风景教授提到,我们对这一轮司法改革的信息掌握得非常有限,人民司法的主体是人民,但感觉人民是缺位的,包括学界,参与程度也非常有限。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如员额制,35%、37%、50%的比例是基于什么来设定,基数是什么,过渡措施如何操作等,这些细节问题实际是不透明的,需要我们进行细致的研讨。改革方案需要大胆设想、小心求证、一步一步推开。现实中有很多问题非常值得我们反思,比如在法院系统中,最高法院和地方各级法院,上级法院和下级法院之间的关系问题。《宪法》第127条将其表述为监督,但在最高法院一系列的司法文件中,将这一关系置换为两个词:监督、指导。指导是行政化色彩很浓厚的词语,添加了司法机关的行政化色彩。又如对于司法改革的目标、方案等问题的评价,刘教授认为需要内部视角和外部视角的互补,建议在今后的研讨会中不妨请两个当事人参与讨论,以便于我们听到不同的声音。再如现在的改革都停留在机构、编制、人员改革等问题上,很少有人关注职能上得问题,过多集中于机构问题转导致了功能的异化。另外,我们现在有很多关于司法的技术问题没有搞清楚,所以需要在理论上清淤。高校的很多研究中仍停留在对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末端问题的探讨中,应该和实务界在研究上应该有交叉。

三、司法学理论·司法责任制·法律职业共同体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傅郁林在发言中强调了讨论司法学研究应该关注司法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目前,我们的学科分类太细,涉及组织法权限的配置问题,是宪法学和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的领域,研究运行方式是程序法的领域。然而,现实中司法学的研究者基本是法理学者。在知识结构方面,程序法、部门法学者的短板在于宪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的基础较薄弱,法理学者和宪法学者的弱势在于不了解程序的运作。因此,可以通过司法学这样一个平台来实现资源共享,互相取长补短。此外,讨论中国的司法改革,首先要讨论司法在整个中国政治框架里面的职能定位,再来讨论司法权的定位和运作。我们应该关注现实的、基础性的问题,了解中国的制度状况,有问题意识,发现现实问题,进而研究解决。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院长席建林认为,为了司法改革的持续推进,我们有必要围绕着司法责任制如何落实展开讨论。首先,我们要进一步厘清审判权、监督权、审判管理权三项权利,其中审判权是核心。审判权的重点是在尊重法官亲历的独立判断的原则下,基于证据规则而产生的自由心证。监督权是保障,核心是维护权利,客体是诉讼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内部监督就是监督当事人权利是否实现。审判管理权的重点是程序协调,客体是案件,通过管理完善审判管理权的形式,达到我们管理的目的。其次,在审判管理中我们要研究如何建立三种清单,第一是正面清单或者权力清单,第二是负面清单或者责任清单,第三是免责清单或者做豁免清单。权力清单明确什么是必须做的,负面清单明确什么是禁止行为,免责清单明确不须担责的情况。免责清单非常重要,这是保障法官有动力敢担当的非常重要的制度设计。再次,要进一步完善权益保障机制、干预通报机制以及原则管理机制,将真正优秀的法官纳入体制中,从而为司法责任制度的落实提供制度保障。

  南昌大学法学院教授邓建中主要就省级人财物统管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第一,中国的司法改革一定不能游离于体制之外。在这一前提下,探讨法院检察院的人事统管主体是上级市的法院检察院,还是由省级法院检察院以同级党委来统一管理,以及如何在实践操作中体现党管干部的原则等问题。第二,人事统管的对象问题。这当中需要考虑到平等对待各方对象、财务负担、实效以及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多方面的问题,需要理论界与实务界共同努力提供解决方案。第三,在运行方面,减少行政干预的问题。中级法院的长、检察院检察长往往是省里派出,这种情况下法律监督的考量就已经异化了。而基层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一般也是由中院分检出,那么县一级竞争升职压力非常大,积极性会受到很大挫伤。如何能妥善解决这些问题,最关键的还是建立现代以审判为中心的主体。最后,对于司法责任制的问题,需要进一步解释明确司法责任制的性质、以及在实践中的落实。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郭华指出,司法改革应当遵循司法规律和改革规律,根据现实国情逐步推进。应该承认,理论与实际之间是有区别的,学界与实务界的看法或认知也是不同的。我们必须认清这一点,在此基础上寻求双方的沟通、互助,唯有如此才能充分发挥不同部门、不同角色的作用和力量来推动我们的司法改革。

  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教授石东坡在发言中将崔永东教授在司法学研究方面的突出的学术贡献概括为四点:第一,创建、发掘和规划了司法学的学科体系,提出了司法传统的现代性转换的学术问题;第二,是论述了司法学原理的理论范畴和理论命题,夯实了作为司法学原理层面的理论基础;第三,以司法理论贯通了司法理念、司法制度和司法实践的研究,将司法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置于学术的视域平台和检验之上,确立了司法学作为学科整体的解释能力和批判力;第四,廓清了司法学学科体系的内部构成和外部关系,在司法学的学理基础上坚持了司法的基本规律与特殊规律的有机统一,辩证地对待司法的一般和司法的特殊二者之间的关系。此外,石教授强调,在考量司法体制改革的基本走的问题时,应该注意司法的一般和司法的特殊在司法体系中的统一,在此基础上形成科学合理的司法学内容体系。

  上海大学法学院教授李清伟在发言中主要谈了忠于法律与司法责任问题。党的文献里已经提出了让审判者审判、裁判者负责,把这个政治话语表述为学术性语言是给法官检察官赋权、建立司法责任制,这也是本轮司法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使命,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员额制。为了保证法官检察官独立行使权利,在外部的制度上提出省级统管。根据法理学的原理,有权力就有义务,不履行或者不合格履行义务,就要追究责任。在本轮司法改革的过程中,也体现出了个人责任的取向。在责任的问题尤其在司法责任的问题上,应该处理好一般跟例外的关系。李教授认为应以免责作为一般原则,追究责任是例外。在党的文件里提出了终身追究责任,而在上海的方案里明确提出,法官在办案的具体过程中承担差错责任。对于如何理解差错责任,还需要实务部门进一步明确。在司法责任的问题上,不仅只有外部约束,对法官检察官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内部的约束、自我约束。关键的问题还是在于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道德。

  华东政法大学司法学研究院博士后葛天博认为,司法学学科的地位已经得到确立,作为一门学科建设的对象,有必要对司法学学科的子学科进行体系化的建构。目前来看,国内针对司法改革的研究,基本是诉讼法学的研究视角和逻辑,多数学者想找出一个概而全的理论来指导司法改革,实务部门似乎也希望从某一理论导出指导司法改革的新思。理论的研究是普适性的,但是理论的实践一定是个性化的,所以理论与现实一定会有偏差。实际操作中的有限理性决定了理论的适用度和实践对理性的要求,例如审委会、员额制、法官责任等方面的改革,审委会只是案件审理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这个环节运行的好与坏绝非某一个制度能够决定,员额制在提高效率的同时又增加了案件登记这样一个对立面,这个对立如何能够实现统一,不仅审委会解决不了,在整个案件管理当中也无法解决,皆因司法环境无可避免会对司法官员的责任产生影响,所以不可能孤立地讨论司法者的责任。所以说,司法学学科的设计要求我们理论界着眼于基层建设,把基层问题归类的时候,也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理论来源。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突破诉讼法学的思维习惯,建立司法学的思维路径,进而推动司法改革。

  华东政法大学博士后余世峰认为,研究国际司法对于中国在国际交往中把握话语权非常重要。余博士首先从历史和实践角度介绍了国际司法学的发展,并指出中国在参与国际司法活动中一直比较被动,因此需要加强理论研究为实践提供支撑。其次,余博士认为在未来的研究中,如何对国际司法进行体系化的解读、如何进行相应的条约解释,如何进行程序价值的判断等都可作为重点研究的方向。同时,我们应尽量淡化各自学科的界限,不应该割裂国际司法与司法学的关联。

  济南大学政法学院讲师刘家楠基于十八届四中全会印发的公告,以及人民法院的“第四个五年改革的纲要”,谈了对审判管理理论体系的建构问题的思考。第一,审判管理的内涵的问题。在审判管理问题上,什么纠纷应该由法院来解决,什么纠纷不应该由法院来解决,这其实是表明了国家层面的一个政策问题,或者是党的一个政策问题。回答了这个问题,一方面能够缓解现在案多人少的局面,另一方面有助于明确法院内部的管理问题。内部管理最终是人事统管的。也就是说,在管事的同时,最终也会及于管人。第二,审判管理行政化的问题。其实,行政化不单是法院内部的问题。在批判法院行政化时,应该先问一下行政体系过度行政化的问题。如果行政体系已经过度行政化,那么要求法院去行政化是不太现实的。所以说,去行政化,或者说削减行政化,首先是国家治理应该避免专断的和宰制性的行政化,然后再考虑司法的去行政化。第三,法官、检察官的职业道德问题。职业道德应该是社会公德与个人私德的统一,如何将两者有效地进行连接,或者说如何使两者发生有效的互动是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

  华东政法大学司法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杨海强从法制史的角度谈了量刑规范化的问题。我们现在说的量刑规范化,是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防止法官在司法实务中出现量刑失衡,以此达到量刑统一化的目的。其实,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唐朝,统治者就已经注重量刑的一致化、规范化,并且采取了很多的举措来实现量刑规范化。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规定了量刑的基本原则以及基本方法。基本原则贯穿于量刑始终,对司法官员有指导性作用。基本方法规定量刑时法官应该遵循的基本步骤:第一,确定量刑的起点;第二,确定基准刑;第三,综合考虑减轻或者加重情节确定宣告刑。采取量化的方式,对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做出不同划分,唐律所采取的这种方法和态度,与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量刑规范化改革有相符之处,我们可以将其作为量刑规范化的可行性论证进行借鉴。

  华东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叶肖静就审判权力运行机制谈了自己的观点。首先,需要强化合议庭审判的职权,实行从“合而不议”向“合议庭成员共同负责下的共同法官责任制”转变。落实合议庭作为法定审判组织对案件审理共同负责的法律属性,强化合议庭成员在主审法官的主持下分工配合,完善合议庭成员在阅卷、庭审、合议等环节共同参与和制约监督机制,逐步消除合议庭运行当中“合而不议”、“形合实独”的等等问题。其次,界定院庭领导审判管理权限,需要实现从“权力界限不尽明确”向“权力清单”转变此前院庭领导的审判职责与管理职责之间的界限存在交叉、模糊不清之处。我们可以一方面设置权力清单,从正面规定院庭长的审判管理职权,另一方面设置负面清单,规定院庭长不得越级或超越分管范围进行的管理。再次,需要完善监督制机制,实现从行政化的模式向司法责任制模式转变。合议庭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强化,必然伴随着对合议庭及其成员的监督的加强,以及对相关责任机制的完善。在追究责任的同时,还必须要建立一个法官办案责任豁免制度,保证法官有权办案、敢于办案。

  刘春雷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叶萍首先代表协办本届论坛的上海市春雷律师事务所表达了感谢。接下来,叶主任就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构建谈了自己的体会。现在,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三者之间的流动性,法律专家与司法职业者之间的互通性在加强,这种情况不论对于个人的发展还是整个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构建来说都会起到积极的作用。作为职业共同体,其“共同”之处体现在如下几方面:共同的信仰、共同的追求、共同的专业的素养,以及工作相互尊重、相互的学习、换位思考,更重要的是能够相互监督,相互促进。

  同济大学法学院教授朱国华着重强调了进行司法改革,要考虑司法体制在整个国家社会关系建构中的基本定位问题。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间,司法的地位会决定司法改革的地位,决定未来的走向。现在,实际上是有家国一体、党国一体、党社一体,国家权与社会权对立统一的规则存在,结合这些规律来待我们当下的司法学体系,可以获得更的多认知。在谈到法律职业共同体时,朱教授指出了这一共同体的文化特质。在当今国家、社会、市场已经大幅度分化的情况下,要承认并坚持认法治是共同的文化和目标。我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不能仅围绕国家管理法的角度,还要考虑国家在进行社会管理、设计、服务、创造,以及风险把控时候的总的调控功能。也就是说,既要有专业性又要顾全大局,这是司法改革顺利进行的保障。

四、总结发言

  华东政法大学司法学研究院副院长樊玉成从五个方面对本次研讨会作了总结。第一,会议讨论聚焦了对象,但问题模糊。讨论对象,是审委会、检委会制度的改革。但审委会或检委会的问题在哪里?是体制问题还是机制问题?目前还没有形共识,所以说这个问题是模糊的。今天我们讨论的最主要内容是在现有的审委会和检委会的制度下,如何改革、如何实施的问题,这实际上在讲机制。机制的问题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资源,员额制就是解决资源的分配。二是能力,与法官、检察官的培养、遴选制度,甚至个人道德素养息息相关。三是实施,如何将现有的立法规范性文件、司法解释、司法意见落于实处是最为重要的。第二,在法律职业共同体中,我们都有不同的角色、知识、实践和经验,这就决定了我们能够以不同的角度、方式来关注司法改革不同的重点。第三,司法责任制问题。我们语境下的司法责任,往往是一种严格责任,包括差错责任,最终要转化为量化管理,这实际上是非常具体的、刚性的责任,与我们讲的西方的、或者说所谓的司法规律中的责任不太一样。所以,在司法责任问题上形成共识目前可能比较困难,这也表明了我们还有很大的研究探讨空间。第四,关于司法知识、司法经验的总结比较零散。在我们的体制下,司法知识,尤其是司法学的理论,实际上并没有统一。所以在实践中往往做法非常多,统一的东西非常少。这点对司法改革来讲,影响非常大。有时候不在于哪种意见观点最正确,而在于能否统一做下去。只有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改良、进化,才会实现一种比较好的状态。第五,法律职业共同体中,需要换位思考。换位思考,是需要知识和实践的,它有助于法律职业共同体去真正地凝聚问题的共识。最后,樊院长认为,我们应该少谈建构,多研究实施,少谈一些主义,多研究真正的问题,并努力将理论成果应用与司法实务。

  华东政法大学司法学研究院院长崔永东教授对第二届司法学论坛研讨会进行了全面总结发言。崔教授说,在今天的论坛上,发言者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见解有高度,也有深度,有广度也有厚度,对我们今后的法院改革,检察院改革以及司法责任制的构建等,都会有良好的启迪作用、指导价值。通过研讨,我们就如下几个问题达成了共识。第一,在审判委员会制度方面,在今后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审判委员会作为一个组织形式,甚至说作为法院系统最高级的审判组织,它有存在的合理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是完全合理的。在今后的改革中,应逐步淡化审委会决定个案的功能,强化它总结审判经验、进行类案指导的功能。第二,在检委会制度改革方面,检委会也有存在的合理性。检委会的行政性和司法性是共存,我们今后应该逐步淡化其行政色彩,强化其职业色彩、专业色彩。逐步使检委会制度走上一个比较健康发展的道路。第三,在司法责任制方面,司法责任制是司法改革的一个关键点,因此对司法责任的认定及其认定标准,更应该科学化、合理化。而且,为保障法官、检察官依法行使职责,有必要建构一套司法官员依法履职保障制度。崔教授认为,本届论坛集思广益,荟萃智慧,基本上达到了为中国的司法改革提供理论引领、学术支撑和制度优化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