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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司法学论坛追记
发布部门:司法学研究院     发布时间:2016-10-11

 第三届司法学论坛追记

李 杰

    201662425日,由华东政法大学主办、钦州市政法委、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承办的“第三届全国司法学论坛暨西部地区司法改革研讨会”在广西钦州召开。来自法律实务界与理论界的7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司法改革的理论与实践”、“西部地区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的特点”、“法院改革的难题与对策”、“检察院改革的难题与对策”、“司法责任制与司法豁免权制度的构建”等五个议题展开研讨。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新一轮司法改革正在逐步推进,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目前司法改革最大的问题是实现权、责、利的统一,这既是改革的基本条件,也是改革的难点。本届论坛以“以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为主题,正是突显对“新问题”的关切。同时,与会专家认为,本届论坛移师广西钦州,关注西部地区司法改革,力图将国家关于司法改革的总体设计,与西部地区司法现状进行对接,发现、总结西部地区司法改革的有效经验和实施路径,集中展现了华东政法大学司法学研究院在司法学研究方面的学术敏感度和引领司法改革理论建设的责任担当。

司法改革再论

    最高人民法院应用法学研究所副所长范明志认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以来,司法改革已经入了深水区。本轮改革出台了很多措施,其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但是也出现了一些争议。司法改革源于上世纪90年代审判方式的改革,即从纠问式审判转向当事人主义,现在进行的司法体系、诉讼程序和辩护制度的改革是当时审判方式改革的延续。法理学的重大发展,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当时国家的经济形势。上世纪90年代,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诉讼案件也急剧增多,纠问式审判方式已经不可能完成审判任务。除经济因素外,国家治理体系也是影响司法改革的另一因素。与西方相反,我们国家是整体发展满足个人保障的模式,因此,司法也必须在这种体系中发挥作用,带有一定的管理色彩,并服务于整体。此外,在改革中受到极大关注的司法公正是个案问题,而效率才是整体的制度问题,是司法体制是否适应经济发展的问题。我国仍处于经济发展的转型时期,经济形式的多元化必然产生纠纷的多元化。因此,我们应该更长远地来看司法改革与经济发展和政治体制的联系。

    在如何认识司法改革的问题上,重庆四中院院长孙海龙与范明志所持观点相同,认为中国的司法改革始终受经济因素、政治体制等因素的影响,其最大的困境在于解决效率与公正的问题。中央以提高司法公正和司法公信力为改革的价值取向,同时,也面临案件数量剧增的情况。对于法官个人而言,如何看待司法是非常重要的,使作为个体的法官感受到保证法官或合议庭独立行使审判权,这是最关键的。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审判独立不等于司法独立。其次,就目前情况而言,司法责任并未得到很好地落实,解决这一问题,应该做到司法管理体制改革去地方化、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去行政化以及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的改革落脚于诉讼制度的改革。在对待责任制问题上,院庭长应该由审批向办案转化,不能将责任制通俗化。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要以严格的审判责任制为核心,以科学的审判权力运行机制为前提,以明晰的审判组织权限和审判人员职责为基础,以有效的审判管理和监督制度为保障,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确保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        

中国政法大学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张保生教授在发言中指出,目前我国法治建设的重点已转向司法,司法文明是法治文明的集中体现。中国司法文明指数经过完善和升级,形成了一套包括10个一级指标和36个二级指标的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基本反映了我国现阶段司法文明的深刻内涵和全面要求,从而为加强司法文明建设提供一面可供借鉴的镜子。司法文明指标体系的构建立足如下四个领域:一是司法制度,包括司法组织制度和司法程序制度。二是司法运作,包括从诉讼开始到结束所发生的所有行为及事项。三是司法主体,即负责司法权行使的国家机关和个人。根据宪法规定,法院、检察院既是司法权主体,也是司法活动主体;法官、检察官是司法活动主体,但不是司法权主体。四是司法文化,包括司法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行为准则等,理性的司法文化是人类在司法活动中形成的经验智慧。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赵晓耕教授从法律史的角度谈了司法改革的理念问题,即如何追求司法公正。在传统中国,明清以后的司法官员的关注点由定罪逐渐转移到量刑。较之罪名,普通民众面临刑事指控时候,可能更关注如何处罚。那么,对于司法公正而言,更重要的是社会、民众对司法公正的评判。因此,在很多司法制度上,并不单纯是法院自身的制度变革,更多是在关注社会及民众的看法。司法是为了解决纠纷,伴随纠纷的解决,再回到原本和谐的秩序中。做到了这些,被社会、民众所认同,其实也就达到了公正。从逻辑上说,司法改革必定伴随一些制度的变革,但任何一种新制度的出现都面临经验的积累,我们很难对新生事物有完善的制度设计,更多的应该是看到一些问题。看到问题本身,距离解决问题就很近了。当我们没有能力回答基于司改能够设计出何种制度时,我们先应该基于经验进行检讨。逻辑应该从反向的视角为我们当下提供帮助,我们也应该看到新制度的产生与既有制度存在的纠葛或者潜在的风险。

钦州“经验”与西部地区司改“困境”

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卢上需院长介绍了该院在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中面临的突出困难和压力:1.审判人员对审判权及其权力结构认识较为模糊,审判权力和责任的范围不清;2.实质性庭审有待加强,一些庭审存在走过场的现象;3.审判委员会运行不够规范;4.审判权运行监督力度不足;5.激励机制导向偏差,职业精神激励不足;6.上级法院审判管理职能定位不清,不利于调动基层法院积极性;7.上级法院审判监督指导职能发挥不足,基层法院存在裁判不统一的情况;8.案多人少矛盾突出,审判工作持续发展存在隐患;9.群众维权意识增强,但诉讼参与能力不强。针对上述“难题”,钦州中院的改革主要从理念指导、队伍管理、权力结构、权利协调、信息分析、预警应对等六方面着手。构建以下七大改革综合破解改革中遇到的难题,1、推行审判权力清单,明确职责范围。2.改革审判委员会运行机制,明确职责权力。3.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规范制度,推行庭审机制改革。4.建立统一裁判标准工作机制。5.推动审执分离机制改革。6.完善审判管理工作机制。7.推进多元化解决纠纷机制改革。

    华东政法大学司法学研究院副院长樊玉成在发言中主要谈了西部地区司法改革现状及效果预判。目前,西部地区法官队伍存在青黄不接的问题,有经验的法官多已经退休,年轻的法官尚未成长起来。而且,由于地域、经济等原因,很难招到名校的法学毕业生,或者虽然有比较优秀的人才进入,但一段时间以后,仍然要面对人才流失的情况。西部地区的复杂型案件如知识产权、金融等案件相对较少。审委会中缺乏审判骨干,甚至一部分成员会为整个审判组织带来压力,人民陪审员的作用也未得到充分的体现。法院对某些案件的判断力不强,与当事人的期待存在较大差异。此外,在员额制改革中,法官数量减少,法官助理的工作量增加,如何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成为问题,而对于未进入员额的年轻人而言,这也不利于他们未来的发展。司法改革需要先进的司法理念,但就西部地区来说,先进的司法理念是否能适应当地社会状况,是否会超越当地的社会承载能力,这些问题不仅应当着重思考,而且需要重点解决。

    钦州市钦南区人民法院法官陈威宏主要谈了西部地区法官队伍及员额制改革的问题。西部地区法官队伍存在人员紧缺、法官流失、年龄结构学历结构失衡等问题,这主要受西部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情况的制约。因此,在司法改革中应该因地制宜制定出适合西部地区法官队伍建设的对策,以顺利完成改革重任。

济南市委党校讲师李杰认为,在司法改革中,主体队伍的稳定是讨论司法责任的前提,因此,必须建立稳定的、有担当的职业队伍。建立这样的队伍,离不开司法人员职业道德建设的支持。在职业道德养成的过程中,既要注重专业素质的培养,这是通过专业进行的外在训练,也不能忽略对职业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的内在养成。同时,也需要树立职业尊荣感,一方面使社会对司法、司法职业者有积极正面的评价,一方面也需要司法职业者对自身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认同感。

司法改革的成果与展望

    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王彬以“法官的人性预设与司法改革”为主题,从三个方面分析了我国司法改革缺乏实效的原因。第一,错案追究制导致法官行为的功利化,为了实现司法公正,错案终身追究制成为司法改革的方向和目标。表面上看能够强有力地约束法官的裁判行为,但实际上却让法官承受了过于严苛的责任。第二,单方面的裁判文书制度改革无法建立法官说理的制度激励。必须要确立激励法官说理的配套制度,为法官说理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第三,员额制改革的目的是遴选优秀法官成为办案的主力。但是,倘若员额制改革没有在保证公平的前提下兼顾利益平衡,这将导致优秀法官无法进入员额。另外,如果不从根本上去去除司法的行政化,进入员额的法院独立办案的权责得不到充分的保障,也无法达到员额制改革的预期目标。

    济南大学政法学院讲师刘家楠主要谈了“行政化”的边际问题。去“行政化”需要整体性协同推进。司法机关(检法)去行政化,如内设机构的扁平化设置,同时应当配合司法环境的去行政化,这是一个司法的外部生态环境问题,行政机关本身亦应当通过“权力清单”的方式规范自身的行政行为,为司法的去行政化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司法机关在去行政化的过程中必须警惕新行政化的生成,现代社会的重要特质之一就是高度行政化,或者说具有高度行政化,那么即便提出去行政化,新行政化也在悄然生成,例如即便对各种考核指标不加以排名,但设定考核指标本身就存在着行政化的倾向,通过文书制度运行的司法本身在不能逐离文书制度时就有行政化属性。因此,司法改革语境中的去行政化,应当是去除或者弱化宰制司法权行使的行政化,警惕新行政化的生成。

    华东政法大学司法学研究院讲师杨海强认为,但由于审判权和检察权的不同,所以具体落实到司法责任制中也是有差异的。第一,权力属性方面,审判权是司法权,属性较为单一;而检察权除了具有司法权属性外,同时还具有行政属性和监督属性,所以,在落实检察权时,要处理检察独立和检察一体的关系。第二,主要业务方面,法院的主要业务都是审判;而检察院的业务是流线型的设置,有侦查、批捕、公诉等,两者运行的规律也是不同的。对于检察院而言,处理检察独立与检察一体的关系,可以说这是检察院实行司法责任制最关键的方面。第三,办案责任模式不同。法院的办案责任模式较为单一;而检察院由于受制于检察一体并要顾及不同的业务部门,其运行模式不是统一的,如公诉部门的司法属性更强,侦查部门的行政属性更强。此外,在监督制约、责任追究等方面的差异也需要我们在今后的改革中予以足够的重视。

    华东政法大学司法学研究院讲师李振勇认为,司法改革要注重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现在各地都制定因地制宜的改革方案,虽然在大体上不存在着一般性适用不能的问题,但是其中的特殊性也是值得注意的。如果将这个问题作为一个整体性的制度构建问题,那么,如何对这些各地的局部性问题和一般性问题作出区分和整合也是我们亟需面临的考验。此外,就是改革的成本问题。司法改革需要大量的成本,而其中最昂贵的成本是时间成本。以客观标准来衡量改革的成效,是为说明对于效果的把握实际上往往需要通过一个比较长的时间维度来观察。因此,在司法改革中,并不存在大量的试错机会,对于改革所花费的时间成本,我们只能慎之又慎。

    最高人民法院应用法学研究所博士后研究人员张建肖认为,司法改革中立案登记制作为改革举措之一,与其他改革措施之间的先后顺序应该进行调整。首先,立案登记制应当是司法权威已经确立的前提下来推行的,只有在司法权威确立的前提下,国家提供高效优质的司法服务,才能获得比较好的社会效果。第二,从经济的角度来看,立案登记制的背后要求国家来为正义买单,其实是国家对社会资源进行的一次分配,其前提是国家对法院给予足够的经费保障和强有力的财政支持。第三,有合适的、有效的对恶意诉讼和不当诉讼的防治措施,否则法官审理个案的时间将不断被挤压。此外,缺乏与立案登记制相配套的恶意诉讼和不当诉讼防治措施,轻易启动诉权,他人被迫被拉入诉讼程序,造成了对普通民众安宁生活的侵扰,这也不符合司法为民的理念。

    崔永东教授在总结发言中谈到,司法改革应处理好以下几种关系:第一,审判权与审判管理权的关系,其中,审判管理权包含行政化的管理,如人、财、物的管理和审批,这一项管理应该适当抑制;也包含业务性的管理,如业绩考评、案件质量评查等,这一项可以适当加强。第二,审判权与审判监督权的关系,审判监督侧重于对业务的监督。第三,审判权运行与遵循司法规律的关系;第四,审判权运行与落实司法责任制的关系;第五,审判权运行与落实法官身份保障制的关系;第六,审判权与社会司法权的关系,这也是国家权力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

此外,崔永东教授认为,通过研讨,本届论坛就如下问题达成了共识:第一,司法改革是一个系统的社会工程;第二,司法改革的基本目标之一有责权利性统一以及保护司法人员利益的诉求;第三,管理型司法在破除行政化时有合理性;第四,司法责任制与法官身份保障相向;第五,审执分离应采取深化内分方式;第六,保持反思精神;第七,司法道德是稳定司法队伍的关键;第八,进行司法改革要有信心、耐心、恒心;第九,解决案多人少问题在于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第十,法官的无私是司法职业道德的关键。

(作者单位:济南市委党校)